趙 波

運城鹽池（宋稱河東解池）歷史悠久，資源豐盛，文化底蘊深厚。“古惟集工撈采，收自然之利。李唐以后，有治畦澆曬之法”（《河東鹽政匯纂》卷一）。這種方法改變了“天然印成”的原始方法，使河東鹽產量大幅度提高，曾一度占全國總賦稅的六分之一，鹽稅的四分之一，成為宋代的主要經濟支柱與命脈。

一

“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也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宋史·食貨志》）。官賣、商銷，全國沒有統一制度，由產鹽地州、郡自行其是。河東鹽產由官辦，官府征集鹽池附近州縣民夫從事生產。鹽池歸州郡管理，只是宋初的措施，開始在河東設立制置解鹽司管理東西兩池鹽務。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以解州刺史周訓兼兩池制置使，解鹽制置始見此”（《中國鹽政沿革史》河東卷）。此時，由于私鹽泛濫，設立護衛鹽池的緝私鹽警部隊“募巡邏之兵百人，目為護寶都”（《宋史·食貨志》）。

宋仁宗慶歷年間，太常博士范祥變鹽法，河東解池鹽務由陜西轉運使兼管，后又設立河東轉運使。

“祥，通陜西鹽法，行之十年，歲減榷貨務使緡錢數百萬，其勞可錄。”祥者，范祥是也，字晉公，邠州三水（今陜西旬邑）人。進士及第，自乾州（今陜西乾縣）推官，遷殿中丞、通判鎮戎軍（治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后歷知慶（今甘肅慶陽市）、汝（今河南平頂山市）、華（今陜西渭南市）三州，提舉陜西銀銅坑冶鑄錢，后任解鹽制置使等職，是著名的鹽法改革家。

范祥注重經濟，善理財賦，通曉解鹽（即運城鹽池）的經營利弊。慶歷四年（1044年），他建議改革鹽法，制定“鹽鈔法”，亦稱“鈔引法”，由交實物改為交錢買鹽鈔（鹽引，古代食鹽運銷許可憑證），商人憑鹽鈔購鹽運銷，官則用所得之錢收購糧草，朝廷采納，但卻遭到榷禁派官僚何郯等人的堅決反對，未能實施。一直到了慶歷八年（1048年），范祥任提點陜西刑獄公事，兼制置解鹽，累遷度支員外郎，權轉運副使，在包拯的鼎力支持下才開始執行。包拯在新法的立場上，支持“鹽鈔制”，特向仁宗帝奏稱新的“鹽鈔法”“久而終成大利”。并奉仁宗之命去陜西路視察解鹽的改革情形。包拯會同陜西路轉運使魏瓘等人，幫助范祥制定新法細則，使鹽鈔制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包拯視察結束后，向仁宗帝詳細匯報了范祥的推行狀況，強調了鹽鈔法切于時務，百姓擁護的可行性。他在奏章中寫道：“通商新法正在改進，前途可觀。只如陜西自有解鹽之利，若盡以付與，令置糧草，一二年后可全減榷貨務每歲現錢銀絹等五七百萬貫。”“若仍輕人言橫議，不究本末，圖目前之利，忽經久之大計，竊恐難以善其后也！”包拯義正詞嚴，有理、有據、有力地打擊了以何郯為代表的保守勢力。包拯的實地考察和大力支持，使仁宗帝堅定了維持通商新法的決心，明確降旨宣諭，解州鹽法仍由范祥依例而行。

在宋代，鹽利占全國財政收入中的百分之三十，而解州鹽池鹽產量占全國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解鹽鹽法是北宋財政經濟工作中的重要一環，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范祥“曉達財利，建議變鹽法，后人不能易。小有增損，人輒不便”。宋人沈括記敘說：“陜西顆鹽（解鹽），舊法官自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今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十郡搬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此悉免。”按照范祥的“鹽鈔法”，過去實行官運、官銷地區均實行商運商銷。第一，免除百姓服鹽役的痛苦；第二，鹽價、課稅合一，手續簡便易行，調動了商賈運銷的積極性；第三，增加了國庫收入，解決了邊塞的軍費需要。“范祥領置解鹽，始鈔法，初年課一百二十萬，末年一百六十五萬。”“鹽鈔法”于國、于商、于民均有利，他的鹽政改革對后世影響很大，因而被今日學者推崇為中國歷代治理鹽政最卓有成效的人之一，百姓稱他為宋代“財神”。

“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也就是說，解州鹽池不能發揮效益，主要是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從中漁利的結果。范祥改革陜西鹽法，制定新的鈔鹽制度將官營、官運改由商人交錢領鈔券，憑鈔券到解池販鹽，自行銷售。這種經營辦法受到商人和百姓的歡迎，又使國家每年可節省運輸費數百萬緡。其制度推行了十年，“后人不敢易，稍加損益，人輒不便”。這可以說是宋代鹽法的較大改革，因為切中時弊，上有利于國，下不病于民，故堪稱成功的典型例證。

沈括在《夢溪筆談》中也有記載：“行之數十年，至今為利。”希望推究范祥的功勞，稍加賞賜褒獎其憂國之心，讓天下百姓都知道范祥雖然死了仍享受皇帝的恩澤，從而提倡范祥忠義的氣節。“朝廷于是下詔追贈范祥秘書，錄用范祥一個未做官的兒子做官。”

二

著名的耿介大臣包拯擔任陜西轉運使時，兼理河東鹽務。由于他堅定不移地支持范祥變革解池鹽法，成效顯著，后人感其政績，在解州東門外立包拯舊治碑。

據《宋史·食貨志下（一）》記載：“有司議勾收白地，禁榷鐵貨，方田增稅，榷酤增價。”說明宋代針對鹽采用的還是“榷禁”制度，禁止民間私自貿易鹽鐵綢茶酒等物質，即由官府經營生產和銷售，不允許通商，不允許私人販賣食鹽獲取豐厚的利潤。

北宋慶歷二年（1042年）陜西路置永興軍路，河東鹽池屬之管理，也稱為“解池”。解池又不同于其他地方鹽池，是天然結晶，集工撈采，成本低，產量大，地理位置特殊，處于中原地帶，供應全國三四十個州郡，但運鹽的搬運任務官府讓當地百姓無償承擔，運送過程中產生損失，也由承擔搬運的百姓來賠償，否則就會被披戴枷鎖，關進牢房。當事人若是逃跑，便捉拿他的家人頂罪，弄得千家萬戶惶恐不安。加之生產和銷售的官員之間相互勾結，損公肥私，使得國家利益大量被收進經營鹽業的官員和地方官府官員的腰包。慶歷四年（1044年），在汝州（今河南平頂山市）做知州的范祥，便提出了解鹽的改革方案。

一是產銷分開，原先官營銷售改為通商，讓商人自由販賣；

二是原先用實物換鹽的做法改為票券的方式，減少運送成本；

三是防止西夏的“青鹽”傾銷內地，先由商人運輸，再賣給官府，由官府統一銷售；

四是有鹽商暫時去不了的地方，繼續由官府銷售，旨在保障民生用鹽。范祥的解鹽改革方案，商人持觀望態度，貪官暗中搗亂，朝廷也不批準實施，鹽法改革方案，一拖就是4年。

慶歷八年（1048年），包拯一連上了3道奏折《言陜西鹽法》，堅決支持范祥的解鹽改革法案。在奏折中，包拯結合自己兩年前在陜西擔任轉運使的經歷，向朝廷闡明舊鹽法的危害性。他說：“法有先利而后害者，有先害而后利者”，舊法雖能給國家帶來豐厚的利潤，但民困兵疲，新法雖減少國庫的收入，但可以保養民力，“國家富有天下，當以恤民為本”。包拯受皇帝指派，再度進陜，“臣奏敕差往陜西相度鹽法，自入陜西界，沿路訪聞”，了解百姓對食鹽銷售的建議和意見，從而確立了鹽法改革是“于國有利，于民無害，理甚灼熱”的好鹽法。

包拯在陜西轉運使（轄境約今陜西、寧夏長城以南，秦嶺以北及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肅東南部地區）任上，光明正直，不徇私情，他曾提出“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饉，三者不失”的經濟政策。經管解州鹽務，曾經籌劃解鹽生產、運銷制度，以暢通商販，增加鹽稅收入，國家、軍政費用等方面，調理得當，官民稱頌。他為了支持范祥的解鹽改革法案，力排眾議，使皇帝最終下定決心，下令陜西路的鹽法按照范祥的方案執行。包拯又繼續上奏皇帝提升范祥職務，因為范祥知曉解鹽法的利害，事權歸一，才能有望早見成效。

仁宗皇佑初年（1049年），范祥（任解鹽制置使、太常博士）改革解鹽制度遭到榷禁派官僚何郯等人的堅決反對。此時，包拯已任三司戶部副使，在新法的立場上，堅決支持鹽鈔制，向仁宗帝奏稱“鹽鈔法”，實施后“久而終成大利”。他會同陜西路轉運使魏瓘等人，幫助范祥制定新法細則，使鹽鈔制得到進一步完善。一年后，解鹽的財稅收入多達221萬貫錢，兩年后又為朝廷創收215萬貫，比改制前官銷每年增加鹽利收入幾十萬緡。

解池鹽法改革成功后，鹽工和解州民眾在解州東門口立碑一通，以示對包拯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