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世坤

蒲津渡鐵人之漢人翻領服飾明顯 記者 王捷 攝

不久前，大學同班學友在大同聚會。我們參觀了大同的名勝古跡，新建的古城城垣和擴建的云岡石窟景區(qū)。走進石窟園區(qū)，沿著四棱神柱裝飾的大道，先到曇耀廣場，迎面是佛教高僧曇耀的造像。接著我們參觀了石窟，聽講解員解說。

陶唐俑的大翻領（資料圖）

（一）

云岡石窟始建于北魏時期，自曇耀奉旨開鑿起，歷經整個北朝，前后約150年，是北魏佛教文化工程的代表之作，融匯了印度、中西亞、希臘、羅馬等地的多種文化元素。其現存主要洞窟45個，附屬洞窟209個，大小造像5.9萬余尊，雕刻面積18000余平方米。窟區(qū)自東向西依著山勢分東、中、西三區(qū)。云岡石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級文化遺產。

石窟的大佛佛像最高者17米，如此高大的佛像，我們都看得認真。仰視佛面，辨別著佛像之間的細微區(qū)別。到了第十六窟，披著袈裟、打著“領結”的佛陀尊像，立刻引起大家的討論。講解員說那“領結”是學名“僧祇支”的佛稱，意是長形衣片，著于僧衣袈裟之下，看來類似西服著裝的領結佩戴，大家甚覺稀奇。

到了一處大理石豎碑前，大家又是一陣議論。這塊碑石是文化大家余秋雨題寫的“中國由此邁向大唐”。

這不禁讓筆者想到了云岡石窟的歷史由來。

北魏孝文帝的嫡祖母馮太后，是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主持了太和改制，為孝文帝（拓拔弘）的漢化改革及北魏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她臨朝聽政，自太和元年（公元477年）起，改革吏治，頒行俸祿制度，推行三長制，發(fā)布均田令，推行租調制，振興了國家經濟。其在位期間更是寵佞佛教，廣修佛寺。北魏時期，不僅胡漢同化，而且中西合璧，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大唐的興盛發(fā)達正是繼承了北魏的文化遺傳。

感此一游，筆者在《北魏歌》里是這樣寫的：

大同五月氣清和，學誼聚會賦詩作。

主題不意集北魏，感其史豐遺聞多。

當年漠北動鼓鼙，鐵騎突出騰塵波。

五胡鮮卑拓跋氏，平城駐馬罷干戈。

胡服騎射先秦曾，而今漢化趨融合。

武州山下鑿石窟，云岡兼蓄萬千佛。

域外文化自西來，揚波匯流勢磅礴。

百年揮旄再南下，直向中原伊洛河。

洛陽龍門鑿窟續(xù)，兩地相通一脈絡。

如此標志入青史，陽剛陰柔相摻和。

有此盛朝奪先聲，后見大唐撼萬國。

（二）

說到這里，筆者又想起了現代著名歷史學者陳寅恪先生的西魏史論，說北周時形成的關隴士族是以入關的六鎮(zhèn)胡漢軍人為核心的政治軍事集團。當年的北魏鮮卑政權是漠北六鎮(zhèn)胡人抗擊柔然而取得的。自平城遷都洛陽后，六鎮(zhèn)中的懷朔鎮(zhèn)人高歡和武川鎮(zhèn)人宇文泰分別擁立皇帝，控制了北魏分裂后的東魏和西魏。

西魏政權日見強盛，控制著關中和隴西，形成了以胡漢軍人和地方豪強相結合的政治集團，陳寅恪先生稱之為關隴集團。關者，指函谷關以西，包括關中和河東、河西；隴者，指隴西，是今甘肅的東南。

宇文泰政權實行府兵制，最早源于他的八柱國，成員有北魏六鎮(zhèn)武將代北武川的鮮卑貴族和關隴地區(qū)豪族，包括京兆、河東、太原、武功、河內、敦煌等地。這個集團有兩大特征：一是融合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二是入則為相、出則為將，自無文武分途之事。宇文泰將其成員設為最高軍事統(tǒng)帥的八大柱國大將軍。

按照陳寅恪學說，西魏、北周、隋唐三代政權的特點為：其皇室后族大多出自這些家族。宇文泰的子孫為其后的北周皇族，隋朝皇族為大將軍李忠的子孫，隋文帝楊堅就是關隴集團的一員，唐朝皇族為其中的李虎子孫。北周歷代皇后多在這些家族中產生，隋文帝的皇后和唐高祖李淵之母，皆出自八柱國里的獨孤信一族。這些家族后來的盛況，都源于在南北朝最后的亂世中這些名將的豐功偉績。

隨著楊堅受禪于周靜帝，隋朝建立，一統(tǒng)天下。隋朝為唐朝所代，關隴集團在唐初消失，但它有著極為深遠的歷史影響。

（三）

大唐開國先有貞觀之治，接著是開元盛世，國勢強雄。當時的蒲州，一度又被稱為河中府，是大唐的中都，居于京都長安、東都洛陽、北都太原之中，其地位之重要也是顯而易見的了。當時轄區(qū)面積包括五州三十七縣，包括今時晉南的大部。

到了玄宗李隆基當朝，竟然動用了全國四分之三的鐵，在蒲州黃河兩岸就地熔鑄成鐵人、鐵牛、鐵柱、鐵山的錨定之物，以鐵鏈維系舟橋，溝通京都城輔交通。鐵人、鐵牛兩岸各置四尊，而策牛鐵人代表4個民族，即漢族、蒙古族、維吾爾族、藏族。

漢族之外的3個民族，其時正是大唐域外的突厥、回紇、吐蕃3個強勢之國，不時對大唐進犯，戰(zhàn)爭在所難免，這在唐朝詩人的邊塞詩中有著悲壯的描述。然而大唐的另一面有著懷柔的和親政策，盛唐時期皇室的金成、文成公主先后出嫁吐蕃。當然大唐國力強盛，王維詩中曰“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唐都長安或為當時世界最大的城市。

其時的河中府有過一時的聲名顯赫，歷史影響持久。宋朝時，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他的游記里稱其是胡人熙攘的大都市，是大商業(yè)城市。筆者想說，那個時期的大唐氣度，其文化的含宏萬匯，竟然把外族強豪也聚會一處，這是何等遠大的目光。其影響之深遠，也可謂一望千年后的今天。筆者在一首《蒲津渡鐵牛館》小詩里是這樣寫的：

因為兩岸對望著八具鐵牛，

大河天塹變成通途。

我更看重策牛的鐵人，

那是大唐風度的標注。

鐵人分為漢蒙維藏，

四之有三是周邊強族。

（唐時稱突厥、回紇、吐蕃）

大唐邀其于此共聚，

如同豐碑一座高筑。

現時中國由大唐走來，

中華民族是歷史鑄就。

值得一提的是，這策牛鐵人中的漢人，著裝上衣是個翻領，顯然不是人們常識中的漢裝唐服。與微信群友交流，朋友發(fā)來一組彩陶唐俑大翻領圖片，顯然是胡服特色。自從胡漢同化日深，這種胡服樣式也就慢慢褪去。

筆者以為，根據北魏時期的歷史遺傳，隋唐皇族帝后有著鮮卑胡人的血統(tǒng)。他們的鮮卑祖先見游牧民族向農耕民族華麗轉身的強勢，其后的衣著也當會有顯著變化。也許還會留戀那么一點鮮卑胡人曾經的裝扮，這也沒有什么奇怪的了。

北魏云岡石窟里有那個打著“領結”的佛陀，大唐蒲津渡有這個衣著“翻領”的鐵人，其間的胡漢同化緣分可想而知，強韌的文化聯結就這么歷史性地傳承了下來，由此亦可見今日中華民族泱泱大國的雄偉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