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州東城門遺址  記者 薛麗娟 攝

關于“蒲州”這個地理名稱，或者說歷史上一個行政區劃名稱，最早源于南北朝時期的北周，準確時間是“明帝二年”，即公元558年。在此之前，追溯到炎黃、堯舜時代，以至于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它還依次有過“蒲”“蒲邑”“蒲坂”的稱謂。但，無論它的名字怎樣發生變化，分外吸人眼球的則都包含有一個“蒲”字。

蒲，又名“水燭”，是古代先民逐水草而居時最早認識并賴以生存的一種祥瑞植物。因為這個原因，“蒲”便成了華夏族歷史上用作地名的一個先例。眾所周知的“堯舊都在蒲”“舜都蒲坂”，都成了這一地名歷史悠久、文脈綿長的有力見證。

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它的地理坐標就在巍巍中條之側，滔滔大河之東，亙古不變，即今天的山西省永濟市。

隋煬帝楊廣時期，行政區劃“改州為郡”，蒲州更名為河東郡，蒲坂縣更名為河東縣。不過，歷史進入李唐王朝，行政區劃又“改郡為州”，“蒲州”二字則重新閃耀在“黃河直打中條山”的最大折彎處。

不僅如此，它還以“國東王氣凝蒲關”“地鎖咽喉千古壯”的氣度而備受優渥禮遇，一度成為與西都長安、東都洛陽、北都太原、南都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齊名的“中都河中府”。

就連行政治所與它同在一城的“河東縣”，也躍升為當時縣級中最高級別的“赤縣”。“安史之亂”平息后，出于長安和洛陽戰略安全的考慮，唐朝又在這里特別設置了一個重要軍事機構“河中節度使”（晚唐885年改為“護國節度使”）。

五代十國期間，無論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政權怎樣更替，這里的行政建制依舊沿襲著晚唐之制——河中節度使、河中府（河東縣）。直到趙匡胤建立了宋朝，女真族完顏阿骨打建立了金朝，蒙古族忽必烈把元朝首都遷至大都（今北京市），這里的行政機構名稱仍然是“河中府（河東縣）”。

值得關注的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這里又恢復了“蒲州”名號，成為山西布政使司、平陽府（今山西省臨汾市）下轄的一個散州。而河東縣，則被省去了行政身份。也就是從此時起，一直到清朝結束，五百多年時間里，蒲州再沒有改叫過其他名稱。

至于“永濟”行政名稱的來歷，則是清世宗（雍正）又一次關注蒲州而重新設置的一個屬縣，具體時間是公元1728年。就其稱謂的具體含義而言，歷來說法不一，有說是因蒲州城東的一條泄洪水渠“永濟渠”而得名，也有說是取自《易·系辭下》“臼杵之利，萬民以濟”之寓意。

當然，若按蒲州地理環境、自然稟賦的優越條件來分析，第二種說法則應該比較符合清朝設置“永濟”縣治的初衷。因為，這里自古以來都是盛產優質糧食作物的一塊平川沃土。

所謂“萬民以濟”，就是希望國朝率土之濱每年都能夠風調雨順，家家戶戶都能夠倉廩豐實，就像渡河格外通暢便利一樣，人們永遠都沉浸在安逸祥和的太平盛世之中。而更值得一提的是，蒲州渡口（蒲津渡）又確是西連關陜、北接幽燕的重要交通樞紐和經貿中轉站。一定意義上，這才是關鍵中的關鍵。

這，就是歷史上的蒲州。在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盡管歷朝歷代給予了它不同的名號，但“蒲州”二字卻深深植根在這片土地上人們的心里。人們對它情有獨鐘，官府對它敬重有加。最有意思的是，在大量的官方史籍和碑石文字中，“蒲州”二字的出現率，遠遠大于它曾經格外令人矚目的“中都河中府”及其他名號。

因而可以這樣說，在歷史發展和社會共識上，“蒲州”二字早已不是一個簡單的行政區劃名稱，而是早已成為世人諳熟的一個獨具魅力的文化符號。

之所以說“蒲州”是一個文化符號，當然是因為它在歷朝歷代都產生了非同凡響的文化表現。這種文化表現，既包括政治、軍事、農耕、商貿、教育、民俗、宗教、建筑等多個范疇，又在形而上的文學藝術層面閃爍著耀眼奪目的光彩。肇始于蒲州，且在山西、陜西、河南、甘肅、青海、內蒙古等黃河流域產生廣泛影響的“蒲劇”，便是文學藝術百花園中一朵瑰麗的奇葩。

（楊孟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