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勇勤

不來菏澤，我真的不知道，相隔千里的菏澤和運城的地域文化居然有著如此多的相似和關聯：兩地的“歷山”，都傳說為舜耕之地；兩地的“雷澤”，都是傳說中的“人祖”華胥生活之地，2024年4月，陜西藍田、山東鄄城、山西永濟三地還共同舉辦了“恭祭華胥氏大典”；運城是堯舜禹建都的地方，而菏澤的歷史文化學者認為菏澤是堯舜禹的出生地；衛國卜子夏是現在的菏澤卜堌堆人，而他最終卻在西河設教，終老河東龍門……

而我，作為一個研究萬榮文化的愛好者，在一路驚嘆中，走進菏澤，卻有了這一次讓人更加驚喜的邂逅——這就是山東鄆城人侯祁。

他，是曾經的明代榮河（今屬萬榮縣）知縣。

對侯祁的了解，過去其實也就是一點點的零碎記憶，除了《榮河縣志》上的官樣輯錄外，就是萬榮后土祠獻殿上那一通殘碑。一個地方數千年歷史，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雨打風吹之后，有多少知縣能在史冊中留下姓名？而侯祁卻成了萬榮縣歷史上頗具影響力的一個人物。

這一日，風和日麗，心情極佳，可能在潛意識中就有人逢喜事精神爽的預感。果然，邁進巨野文廟，先我之前進入大門的《映像》雜志副主編王芳女士就呼喊我：“快來看——侯祁！”大門內墻上的一塊展板上，介紹的是鄆城歷代進士錄，而我曾經的“父母官侯祁”赫然排在第八位：侯祁，字應文，明嘉靖癸丑科進士，曾任深澤縣知縣、榮河縣知縣、兵部郎中、岳州知府。頓時，一種“他鄉遇故知”的感覺涌上心頭。我在心里一遍遍默念那一行行不顯眼的文字，陌生又熟悉，平靜又感慨：一官在茲幾經春，只要不負蒼天，總會激起后來者的浩浩思緒。

史書中關于侯祁的記載少之又少，但是，在僅有的蛛絲馬跡中，卻足以洞見侯祁的能力和作為。侯祁來榮河，肩負著“救火者”的使命，是因為那場驚天動地的晉陜大地震（因震源位于陜西華縣，也稱“華縣大地震”或者“關中大地震”，但危害最嚴重地區當以晉南蒲州為最）。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十二日，黃河金三角區域的山西、陜西、河南同日地震，“聲如雷，雞犬鳴吠。陜西渭南、華州、朝邑等處，山西蒲州等處尤甚”（《明世宗實錄》），地裂泉涌，城陷屋塌，平地突成山阜，黃河變成清流，地震強度超過8級，烈度超過11級，死亡人數超過83萬人。據明朝人李開先《閑居集》記述，蒲州、榮河、安邑、臨晉四地，“十去八九”，當時的潼關、蒲州死亡人數占到了全域人口的十分之七，這場地震成為人類歷史上損失最為慘重的一次地震災害。

歷史是無數個偶然組成的必然，在那些驚心動魄的瞬間，總有人閃耀在歷史的天空里，侯祁便是如此。地震爆發后，災區民不聊生，嘉靖皇帝派戶部左侍郎鄒守愚代表朝廷深入災區進行慰問，主要干的是三件事：一是減免賦稅，發放救濟物資，據記載款項實在有限，連杯水車薪都稱不上，根本無濟于事；二是皇帝寫罪己詔，祭告山川河洛之神，這都是平民心塞言路的推責之法；三是抽調一些有能力的官員到災區執政，部署和開展災后重建事宜。在這樣的背景下，遠在太行山東麓直隸府深澤縣任職的知縣侯祁，被緊急調遣到河汾之地的榮河，擔任知縣和救災總指揮。

此時的榮河，可以說滿目瘡痍，慘不忍睹，“壞城垣及官民廬舍萬余，壓死人甚多，地裂泉涌，平地水深三四尺。綿綿震動不息，至次年方止”（康熙版《榮河縣志》）。城垣、廟宇、官衙、民廬，傾頹摧圮，十居其半；田園或壅為岡卓，或陷作溝渠；死傷多半，疫情蔓延，更為惡劣的是，盜賊趁亂蜂起，社會動蕩不安，劫后余生的百姓毫無安全可言。侯祁調任榮河，自知困難重重，壓力山大，到任后以“經理籌劃”為首要，制定了災后重建的一應辦法，應對時艱。當其時也，官府賑濟災民，其實是無米下炊，雖然嘉靖皇帝下詔“以地震免山西蒲、解、臨晉、安邑、夏、芮城、猗氏、平陸、榮河九州縣去年秋糧”，但全山西總量卻未能減免，因而必然導致其他縣稅負加重，而且在此一年之后，朝廷就再也沒有賑款的記錄。《臨晉縣志》中收錄有當時邑人王光宇所撰的《重修儒學記》一文，對這場地震略有描述，而對重修廟學的費用籌措，卻明確為“財出于勸，不支費于公帑”。連官辦的學堂重建尚且得不到財政支持，民宅也自然是靠不上政府了。面對此情此景，辛苦的侯祁該怎么辦？

榮河縣位于黃河和汾河的交匯之處，歷史悠久，上古時期就屬于綸邑，漢初置汾陰縣，唐玄宗時期在此地發現古鼎，遂改縣名為“寶鼎”，至宋真宗時期，在汾陰祭祀后土，見“榮光冪河”，又改稱“榮河縣”。榮河縣城自古地處黃河河漫灘之上，又加之當地的沙性土質，因此，地震來襲之時，城垣、房舍之傾頹勢必就比別的地方嚴重許多。侯祁來時，黃河水漫溢，浸淫榮河縣城，不僅漂沒了莊稼，而且把城墻、城樓皆夷為平地，縣衙大堂、布政廳、縣學等重要官署學宮，僅留基址，漢唐以來興建的后土祠，也嚴重損毀。衙門連基本的辦公條件都已不具備，租住在民舍中的侯祁即刻重修縣府，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靠兩條腿走路：一是根據榮河縣在外經商者眾多、富滿天下的實際，發動富戶捐款；再是用“以工代賑”的辦法，組織災民參與到官方機構的重建工作中來，以此來讓災民賺取生活所需及重建家園的費用。隨之，他又進一步整軍飭武，除暴安良，通過制定嚴格規定，對膽敢發“國難財”的“混子”予以嚴厲打擊，有效穩定了時局。一時間，千瘡百孔的榮河，“一切營繕，修復如舊”，回鄉賦閑的明朝首輔張四維欣然為其撰寫了《重修邑城碑記》，對侯祁極盡嘉勉。作為一個飽學之士，侯祁對文化教育更是傾盡全力，他以興文為己任，重修縣學，新建大寧書院，在財力十分匱乏的情況下，不僅聘請了大批師儒在此設教，而且還身體力行，親自義務到書院講學，為榮河的未來奠基。

后土祠獻殿上的那通殘碑，是侯祁留給榮河最深的印記。這塊碑現在叫“龍馬負圖碑”或者“軒轅掃地碑”，蓋因為碑的正面為“軒轅掃地之壇”六個大字，背面為“龍馬負圖之處”六個大字，唯其不同處，則在上下款上，正面沒有上款，唯有小字為“汾脽之曲，神龍盤護真形勝地”“懼大河之北，漸以淹滅”，下款則寫道：“嘉靖二十四年歲次乙已二月。”背面上款“賜進士第文林郎知榮河縣鄆城。”下款有“大明嘉靖三十五年歲次丙辰冬十月”等字。軒轅掃地說的是軒轅黃帝打敗蚩尤之后，在汾陰脽上掃地為壇祭祀后土的事情，而龍馬負圖則說的是伏羲創立八卦的故事。《榮河縣志》載：“舊傳舊城南十里河岸上有龍馬負圖處，上設白馬廟，明邑令侯祁題碑。”讓人不解的是，一塊石碑的正反面，時間卻相差了十一年。有當地學者認為碑都是知縣侯祁立的，大概是侯祁先知道“軒轅掃地”之事，后知道“龍馬負圖”之事，故分先后。

我卻不這樣認為。侯祁赴任榮河，是嘉靖三十四年的事，十多年前他還在直隸任上，只能是前頭有人刻了“軒轅掃地”碑，侯祁來后，覺得“龍馬負圖”和“軒轅掃地”對榮河而言，都是非常光榮的歷史，完全可以相提并論，此時又適逢災年，于是，便求簡而用，在舊碑背面勒石以記。大災面前，萬馬齊喑，遍地萎靡，在千頭萬緒的救災大事中，侯祁不忘刻“龍馬負圖”碑以志，當是以此來振作榮河民眾之精神，感召災后重建之斗志。在侯祁的心里，這或許僅僅是廢墟上的一朵小花，但今天看來，又未嘗不是榮河民眾面對災難時的生命力量。

不是嗎？從這塊碑的輾轉變遷就能看出端倪來。根據《榮河縣志》的記載，這塊碑原本應該在“舊城南十里河岸上”（今屬臨猗縣北趙村）白馬廟內，順治年間，黃河泛濫，大抵是白馬廟也經歷了水毀，此碑被有心人移到榮河縣城，康熙年間又被回移至重修后的白馬廟內，同治年間又逢水患移至縣衙，后再重歸廟內。可以說，來來回回，反反復復，榮河人一直都沒有忘記這鐫刻著時代印記的歷史記憶。新中國成立后，碑被移到榮河縣文化館內收藏，到1954年萬泉、榮河兩縣合并后，不知道什么緣故，碑卻讓人丟棄在大街，被一個叫樊順合的先生收藏至家，后來才捐贈給后土祠。一塊碑的過往，透露的是一種情懷。后來者可能早已不知道侯祁是誰，但這塊碑上鐫刻的歷史，卻總能讓人在不經意間激蕩起一股浩然之氣，因此，縱然災情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但保護此碑的使命，在榮河民眾心里，卻不因時代變遷而有些許改變。

侯祁的救災，事前實際調研，考慮周密，事中事必躬親，講求實效，事后妥善安撫，全面著眼，應該說這樣的“救火隊隊長”是稱職的、合格的。元朝大詩人曾有詩云：“唐堯天子居上頭，賢相柱天如不周。保國如甌，馭民如舟，吁嗟赤子汝何憂。”意思是說國家有像唐堯一樣的明君，還有如擎天不周山一樣的賢官，這樣的政府可以使國家被保護，使人民團結一心，老百姓還有什么可擔憂的呢？這不正是榮河兒女對知縣侯祁的評價嘛！

在萬榮縣秋風樓的基座上，有兩處門額，朝西的寫作“望秦”，朝東的寫作“瞻魯”，似乎是冥冥中的天意。“瞻魯”的意思當然是寓意登斯樓可以遠眺齊魯，但我更愿意相信它背后有更深層的意味——那就是對齊魯的仰望。齊魯不僅有孔孟，而且還有多年來在萬榮大地上俯身為官的齊魯仕子。據不完全統計，僅有明一朝，由萬泉、榮河兩縣合并的萬榮，擔任知縣的144人中，來自山東的就達到30人之多，而且還涌現出了被毛澤東譽為“古代勞模”的萊蕪籍榮河知縣吳來朝、體恤民情不畏權勢有“強項令”之稱的新泰籍榮河知縣張相漢以及侯祁等多位聞名遐邇的名宦。這是山東之榮，更是萬榮之幸，不“瞻魯”我輩豈不有愧于心哉？！

侯祁對家鄉也有著深厚的感情，據一些資料顯示，他在鄆城古城內曾經捐資修建了科甲濟美坊、金榜題名坊兩座牌坊，致仕后還主持編修了《鄆城縣志》。作為從事方志工作十余年的方志人，我又一次感覺這次邂逅侯祁于齊魯之不同凡響——無意間，我就切切實實地完成了一次朝圣之旅、“瞻魯”之行。

從菏澤回來，我又專程來到后土祠的那塊石碑面前，碑已是殘破不堪、字跡不全，一如侯祁當年面對的榮河。但是，時至今日，碑雖殘破，然侯祁的背影猶在；往事已遠，但榮河的變遷可見。我想，一個時代總會有一個強者以勇武的面孔出現，而在其身后，也會有一個又一個英賢者接力而出。興亡誰人定，英雄古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