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嫘祖故里”養“新蠶”

——兼述運城文化IP的產業化探索

本報記者 陳永年

一大片綠色的桑園里，有4棟白色大棚，棚內是白花花、密麻麻，讓密集恐懼癥患者頭皮發麻的蠶……

懷揣初心、返鄉興業的企業家，立志將論文寫在大地上的科技工作者，正在尋覓新的產業轉型機會的農民。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初衷，圍繞著園、棚和蠶，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夢想——

讓嫘祖故里再興蠶桑業，為運城文化IP產業化探新路。

夏縣西陰村桑樹種植基地和大蠶養殖大棚。記者 陳方斌 攝

40年后“重啟”

正在建設的西陰村門樓，頂上“嫘祖故里”四個大字非常醒目，左右兩邊分別鐫刻著“沐嫘祖懿德成就千年絲綢路”和“沾蠶都靈氣開拓萬代幸福泉”。

西陰村在中國考古界大名鼎鼎。

該村位于夏縣尉郭鄉，村西北有處被命名為“西陰遺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面積約30萬平方米。該遺址1926年由李濟先生發現并主持第一次挖掘，這是中國人首次獨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具有劃時代意義。

此次挖掘，另一個世人矚目的成果是“半個人工切割下來的蠶繭標本”，俗稱“半個蠶繭”。“半個蠶繭”距今約有五千年，是中國養蠶繅絲史上最重要的實物證據，也為當地“嫘祖養蠶”傳說提供了考古學支撐。

如今，在被認為是中國蠶桑業起源的地方，車間里、大棚中，最新品種的蠶，正在茁壯成長。

從蠶卵到結繭，需要26天。5月24日記者前往采訪的那天，是當地農戶崔永軍今年養的第一批蠶的第24天。

大棚里的地面上，縱向長長兩排都是白花花的蠶，場面極為壯觀。山西農大蠶科院的技術人員在蠶身上噴灑了專用藥物，并在上面覆蓋上紙蔟板。片刻，一條條蠶便爬進蔟板上一個個小紙格子里，在里面開始吐絲結繭。

崔永軍介紹說：“一個棚差不多一畝大，能養10張蠶卵，共計30萬條蠶，可以結繭約1000斤。按現在的公司收購價每斤25元的話，總收益能到兩萬五六，除去各項開支，效益還可以。”

和崔永軍一樣承包大棚養蠶的，還有3個村民，大棚和養殖規模基本一樣。

這些個養蠶大棚，以及周圍約千畝的桑園，都源于在原來村小學舊址上建起的山西嫘祖故里農業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公司院中兩棟比地中大棚更大的廠房里，同樣養著白花花的蠶，蹲下細聽，“沙沙沙”的蠶食桑葉聲清晰可聞。

公司負責人崔銀國是土生土長的西陰村人，長年在外打拼的他，懷著重興嫘祖故里蠶桑夢的初心，回到故鄉，投資建廠。

2020年，他流轉土地，栽植桑園1000畝。2021年，從江蘇、山東聘請技術員開始試養蠶。受挫。今年，在山西農大蠶科院的技術指導下，開始正式養殖。

記者發稿前，蠶科院長駐村中進行技術指導的張志蘭說：“第一批210多萬條蠶已經全部成功結繭，這標志著今年的養殖已經成功，周邊不少農民都過來參觀呢。”

雖說在當地，嫘祖養蠶的傳說和“半個蠶繭”的故事婦孺皆知，但在極漫長的歷史中，無論是當地的產業格局，還是農民的收入構成，蠶桑基本沒有存在感。

在崔銀國的記憶中，上世紀七十年代還是人民公社的時候，在政策支持下，省上免費提供桑樹苗，村里建了一批桑園，養了一段時間的蠶。就算是最興盛的時候，當時的主業還是糧棉。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土地家庭聯產承包后，農民有了經營決策權，“一斤一塊多的蠶繭”面對“一斤七八毛的棉花”，敗得徹徹底底，沒多長時間，村里的桑園就不見了蹤影。

昔日的蠶桑產業，淪為每年春天小孩們的一項喂養游戲。

時光荏苒，40年過去了。當時一放學就忙著采摘桑葉喂蠶、時不時還要幫著大人清掃村道迎接各地來客參觀的崔銀國，如今又回到村里，東奔西走，要在嫘祖故里“重啟”蠶桑產業。

山西嫘祖故里農業開發有限公司內工作人員在用新采摘的桑葉喂蠶。記者 陳方斌 攝

深加工“悖論”

對于回村養蠶，作為“蠶二代”的崔銀國，并不反對被人稱為“情懷”；但作為成熟的企業家，他又時刻警醒自己僅有情懷絕對走不下去。

“小時候的養蠶經歷，讓我比別人更能深刻地體悟到，沒有深加工，就沒有蠶桑業的未來。”他說。

上世紀當地蠶桑產業短暫的啟動，有著諸多東西值得總結和反思。單純的養蠶、賣繭，盡管辛苦，但作為原料提供方，在蠶桑產業鏈上沒有地位和話語權，增加值分配的議價能力也極小。

“現在要養蠶，一定要搞產業鏈和深加工。”崔銀國以蠶絲被這一蠶繭深加工最簡單的項目來舉例——

“蠶絲被的主要成本是蠶絲，按8斤繭能抽一斤絲、每斤蠶繭30塊錢來算，一斤蠶絲也就是240塊錢。而現在，純桑蠶絲的蠶絲被一斤的市場價大概在700塊錢左右。”崔銀國邊算邊得出結論，“僅僅是從賣繭到賣蠶絲被，稍微延伸那么一小步，價格至少就能提高3倍。這還不說這8斤繭中大部分分量都是蠶蛹，也能賣錢。”

道理淺顯易懂，賬目也是小學生都能算清，可為什么大家不做深加工呢？非不知也，乃不能也。此中道理同樣淺顯——

深加工需要大量的投資，非一般人可以承擔；原料雖然利潤微薄，但勝在銷售容易，基本是產多少賣多少，而蠶絲被等深加工產品，更受制于市場、品牌等因素，產易售難；相比于養蠶售繭，深加工的周期更長，不可控因素更高……

如上所述，世人皆知農產品的出路在深加工，而深加工難的核心就在于四個字：市場風險。為了提高收益去做深加工，而稍有不慎又可能損失更多的收益，甚至還不如不做，此可稱為“深加工悖論”。

情懷破解不了這個悖論，但完善、精準的商業策略或許可以。

在商海浸潤多年的崔銀國，決定先從高端市場啟動——

經過市場調研，他發現市場上高端的蠶絲類嬰幼產品非常少，于是委托設計出嬰幼兒“帽鞋枕被”蠶絲四件套產品；再與一線城市的嬰幼兒產品精品店對接，以四件套主打高端市場，先展示后售賣；已從江浙一帶聘請了技術專家，待廠房、設備到位后，即可培訓工人開始生產。

另外，他還著手從食品端入手，進入中端市場，比如與當地知名特產空心面條對接，推出桑葉面粉，還要做桑葉茶、桑葚酒、桑葚干等深加工產品。

而這一切的產業化和深加工，都有一個核心條件，那就是建立一支銷售、策劃團隊，目前這項工作也在緊張推進中。

公司院中，一棟小樓主體已成，工人正在安裝窗戶。電梯零部件也已運至一樓，很快就要安裝。投入使用后，該樓將成為蠶桑業文化展示和產品深加工的主陣地。

該樓建成后，崔銀國的規劃進入第二階段，目標是實現一萬畝的桑園面積，并全面啟動深加工各項工作。創業者身上的光芒，自會吸引到同類。目前，河津、稷山、芮城等地種植養殖戶，已開始與崔銀國聯系，商談合作發展。

山西農大蠶科院技術員在查看大蠶成長情況。記者 陳方斌 攝

文化IP產業化

西陰的蠶桑產業，實質上是在探路，探一條文化IP的產業化道路。

文化是產業的靈魂，產業無魂發展受限；而產業又是文化的載體，無根之木難以繼承發揚，甚至會導致生存危機。運城文化IP眾多，豐富的文化資源與稀缺的成功產業化經驗矛盾突出。從這個角度來講，嫘祖故里蠶桑產業的探索，于運城而言，意義重大。

文化IP的產業化，首先要有恰當的載體實現可視化。崔銀國已開始圍繞千畝桑園，講述蠶桑故事。從中國遠古時代嫘祖傳說開始，用一系列微觀景點，講述每個朝代或重要節點的蠶桑產業、政策、市場和發展情況。進入一個園區，看懂中國蠶桑歷史。以農業之形，走文旅之路。

文化IP的產業化，要有需求支撐和真實的市場預期。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蠶絲產品的市場需求量越來越大，以往被認為是奢侈品的蠶絲產品，正在越來越多地進入尋常百姓家。同時原來蠶桑產業的重心因為土地、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和工業污染的影響，不得不外遷他鄉，導致蠶絲產品供應量降低。目前的市場行情，正是這種供求關系的反映。

文化IP的產業化，離不開必要的產業規模來稀釋投入成本。農產品的出路在于深加工，深加工的前提在于規模，蠶桑產業也是如此。在小規模的時候談深加工，其成本注定不是市場價格可以支撐的。據崔銀國測算，如果桑園能發展到1萬畝，就可以支撐一個標準化的有4條流水線的繅絲廠，用來做服裝加工。而在前期對接中，他與北京一家藥企也達成合作意向，如果桑園規模再擴大，藥企就可以投資桑枝總生物堿的提取中心。

文化IP的產業化，要有較長的產業鏈條實現充分的市場想象。讓蠶科院院長韓紅發來講，那就是再沒有比蠶桑更好的產業了，沒有任何東西是白扔掉的。桑葚可食可加工，桑葉可食可做茶，桑枝可提取總生物堿制作藥品，提取剩余物做成菌包可種蘑菇、木耳，種完的殘渣又可做有機肥。整個產業鏈條形成閉環還可無限循環，循環過程全程具備變現潛力，這都給了這個產業更多的發展想象。

文化IP的產業化，還離不開科研的保障和助力。去年，崔銀國的公司試養殖受挫，主要就是因為外聘技術人員沒有很好解決蠶種的本地適應化問題。今年，公司與駐地就在運城的蠶科院達成科技合作協議。

蠶科院派出了一支堪稱豪華的技術團隊駐企指導——張志蘭，高級農藝師，桑功能產品研究所所長；張潔花，高級農藝師，桑樹研究所所長；靳月琴，正高級農藝師，食用菌蔬菜研究所所長；盧建珍，高級農藝師，特種養殖研究所所長。

張志蘭說：“我們4個人保持有兩人常駐公司，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干活，完全是‘沉浸式’技術指導，從小蠶孵化到大蠶結繭全程指導和培訓工人，還要幫公司精準測算并量化整個養殖流程各方面的投入，為公司下一步外放種植、養殖環節擴大規模奠定基礎。”

當然，在傳統文化IP產業化的道路上，總是知易行難。理論性的推演邏輯再縝密，也只是論證了一種可能性。在實際的產業化道路上，面對千差萬別、變化莫測的市場環境，任何一個哪怕是細小的失誤，都可能讓一切的努力戛然而止。

作為媒體人，對于一切在“無人區”跋涉的創新者，總會保持一份敬意。而作為運城人，我們更會支持任何有益于運城未來發展的探索和嘗試。

祝福西陰蠶桑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