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永敏

喜伯是我的鄰居，住在一個不到四分大的院子里，與我家一墻之隔。他家院子里有兩棵杏樹，春暖花開的季節，樹上開滿了一簇簇花朵，那花香隔老遠都能聞得到，惹得鳥兒在花間雀躍，饞得蜂蝶在花中起舞。

杏樹是喜伯年輕時栽種的，兩棵樹在他的精心打理下，樹冠高低統一，大小粗細一樣，看一眼都讓人覺著眼饞。杏樹枝干偉岸，葉子繁茂，有幾枝甚至都攀爬過了我家的院墻。小時候，我常常會踩著柴堆爬上院墻，偷偷摘杏解饞。

喜伯不是我們村的人。二十一歲那年，他在下地干活時，被日本鬼子抓去修軍事碉堡，從此過上了暗無天日的生活。怕他和其他被抓的十多個民夫逃跑，日軍每頓飯只給他們每人半個玉米窩頭，吃完飯不讓休息，用刺刀威逼著他們不停地拉磚運料。夜晚睡覺時，日軍把他們關在一個小黑屋里，拉屎尿尿都在里面。餓極了的這些人雙手抓著窗框，驚恐而又可憐巴巴地對看守他們的日軍不斷乞求要吃的，可任憑他們喊破了喉嚨，門外的鬼子就是置之不理。僅半個來月時間，這些人都虛脫地變了形。一次，喜伯借著防守松懈的機會，偷偷鉆進旁邊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逃跑了。他害怕被抓回去槍斃，拼了命地跑了一天一夜，最后連累帶餓帶受驚嚇，暈倒在我們村東的荒溝地里，被放羊的楊大爺好心收留并招贅為婿，從此開始了他新的人生。

若干年后，當喜伯坐在巷道的土臺階上，向鄰里們再次講起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時，心中依舊充滿了憤怒與痛恨。講完后，他總不忘朝地上狠狠吐口唾沫罵道：“日本鬼子真不是個東西！”

喜伯脾氣不好，不愛說笑。他和喜嬸以及三個孩子住在三間土坯房子里，安穩地過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平常生活。一家人的日子就像他院子里那兩棵杏樹一樣，不離不棄，相互依偎，逆風而立，頑強生長。在那個比較艱苦的年代，他憑借著莊稼人特有的淳樸、善良、勤勞與厚道在土里刨食，受苦奔波，一肩擔負起照顧全家人的重擔。那時他正值壯年，干起活來生龍活虎，渾身充滿著積極向上的力量。

喜伯喜歡唱戲，對家鄉蒲劇有著與生俱來的熱愛。少年時，他曾跟著當地的草臺班子走村串巷唱過幾年戲。我們村成立文藝隊期間，他是戲班子里的導演和臺柱子。他天生一副好嗓子，聲音高亢激昂，招式拿捏到位，能把《舍飯》《殺狗》《蘆花》等折子戲里的一眾須生人物形象演活，深得四鄰八鄉鄉親們的認可，至今仍被我們村老一輩人所津津樂道。那時候，村里逢年過節唱大戲，喜伯只要一上臺亮相，嘈雜的臺下立馬就會安靜下來：

“聽夫人聲淚俱下說一遍，好似那青鋼劍扎我的心間；那一年西域地黃龍造反，郭子儀為剿番來在村前；抓壯士派糧餉強征催捐，無奈何朱春登從軍西番；在西地只殺得天昏地暗，赤地千里無人煙；班師回朝奏凱旋，加冕封侯站朝班；望眼欲穿把家念，歸心似箭馬加鞭；離村還有十八站，一站一叩到村前；未進家院倚門看，心相約夢想見今得團圓。”

這是蒲劇《舍飯》里的一段經典唱詞。當喜伯飾演的朱春登身穿戲袍，跪在母親身邊，顫抖著雙手，帶著顫抖的哭音唱到此處，臺下掌聲、叫好聲就會響成一片。更有那些心軟、被卷入劇情的女人，會不時抬起胳膊，不停地用衣袖擦拭著眼里流出的淚水。

喜伯六十二歲那年，他唯一的兒子得了一場大病，從醫院回來后，落下了癲癇的病根。這種病最需要心靈開導和精神安慰，偏偏喜伯好面子、脾氣極不好、遇事不冷靜、性子又急，只要兒子一犯病，他就不分場合地罵死罵活，甚至從嘴里罵出“你丟死個先人了，活著還不如死了”這樣惡毒的話來。他兒子想不開，直接跳河死了。兒子的死對喜伯、喜嬸打擊很大，那段時間，他們老兩口天天在屋里號啕大哭，我的父親、母親也經常過去勸導。每次回來，父親總會默默無語地圪蹴在灶火臺邊，抽著旱煙卷唉聲嘆氣；母親總是兩眼紅腫，一看就是剛哭過的樣子。

他兒子走后的第二年，思兒過度的喜嬸也撒手人寰了。兩年時間，家里一下子失去了兩位至親，這種打擊就是再剛強的人也承受不了。喜嬸出殯的那一天，當他的兩個女兒扶著母親的靈棺，哭天搶地、撕心裂肺喊出那一聲“我的恓惶媽”的時候，一直蹲守在院墻一角不說話的喜伯情緒徹底爆發了，他忽地站起來，跑進家里拿出一只碗，朝著地上狠狠砸去。伴隨著瓷碗落地的脆亮絕響，喜伯撲通一下跪在地上，老淚橫流，仰頭便唱：“聽夫人聲淚俱下說一遍，好似那青鋼劍扎我的心間……”

喜伯壓抑太久了。這一嗓子，他把積壓在心底的所有心酸、滿腹委屈都給吼出了胸腔，直吼得山河嗚咽、日月變色，直哭得在場的人肝腸寸斷、淚流不止。

喜伯瘋了。

瘋了后的喜伯，地里的莊稼根本不管不顧了。他成天挎著個竹筐，拄著根山木拐杖，胸前衣服上別滿了大大小小的各式像章，獨自一人不是走在村里的大街小巷，就是出現在村后的溝壑山間。劇團唱戲期間，他曾暗戀過一個唱花旦的寡婦，那女人也喜歡他，當時礙于農村人思想比較保守，兩個人只能把這種情愫深藏心底。如今，瘋了后的喜伯見人就托媒，叫人家到那個寡婦家去提親。人家故意逗他，說你給咱唱一段立馬就去給你說媒。喜伯信以為真，不管人多人少，也不顧什么羞丑，扯開嗓子當街就唱。別人騙他，說那女人同意了，叫喜伯隔天過去接人，喜伯便相信了人家的話，回去后挨門走戶通知鄰里人到他家吃喜酒，第二天還推著自行車去那女人家接親。這件事至今都是人們茶余飯后的一大笑談。有一段時間，瘋瘋癲癲的喜伯獨自一人跑到村后的破窯洞里去住，夜里睡不著，他就站在窯洞邊上不斷地嚎唱，嚇得住在附近的女人們夜里門都不敢出。第二天，狗子媽勸他說：“你回家睡去，住這里我們害怕。”喜伯把手中的拐棍掄了幾圈道：“你要是害怕，咱倆一起住！”一句話，逗得周圍看熱鬧的人哄堂大笑。狗子媽氣得要打他，喜伯急忙賠罪說：“別打，別打，我是和你耍笑哩！”

這一個個看似冷笑話的故事背后，卻真實地掩藏著喜伯內心無數的苦辣酸咸。

我當兵走后的第三年，喜伯歿了。當我從大哥的來信中得知這一消息時，心里難受了好長時間。

喜伯的一生，可以用大悲大喜且大喜大悲來形容。他生不逢時，命運多舛，人生經歷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難：他生于亂世，僥幸從日本鬼子的鐵蹄下逃過一劫；他幸遇好人，從此落腳于異鄉生兒育女，勤勞耕種；他天賦異稟，癡迷戲曲，曾把自己滿身的藝術才華奉獻給了鄉村舞臺；他情系兒女，卻自編自導自演了一出白發人送黑發人的家庭悲劇……失去兒子、妻子的雙重打擊，是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一生得到的不多，卻失去的不少，最終，他懷著對家庭、對妻子、對兒女的深深自責與愧疚，結束了自己悲苦而短暫幸福的一生，為自己的人生畫了一個不圓滿的句號。

喜伯過世近三十年了，他的尸骨早已隨著流逝的歲月化為泥土。如今，在他家荒廢的院子里，只有那兩棵杏樹還在，每當春天到來的時候，樹上依舊是花團錦簇，香繞全村，好似在告訴人們說：喜伯曾在這里生活過，這家的主人是喜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