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公元1389年—1464年），字德溫，號敬軒，河津（今山西省運城市萬榮縣里望鄉平原村）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理學家、文學家，亦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廉吏，被譽為“光明俊偉”的“鐵漢公”。薛瑄的從政生涯中，較長時期擔任監察御史、大理寺丞、大理寺卿等職務，主要活動于都察院、大理寺這樣的監察、審判機關。他以“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作為“作官持己之三要”，并將其內化為精神追求，外化為行動自覺。

為官清廉。久居官場，使薛瑄對廉潔從政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在《從政錄》中將官員的廉潔分為三重境界：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茍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茍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意為明白事理，就不會任意獲取禮物；珍惜名譽，就不會隨意獲取錢物；害怕法律制裁，就不敢輕易獲取財物。他提出的“不妄取”“不茍取”“不敢取”的“廉政三境界”，與當今“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一體推進“三不”體制機制，有異曲同工之妙。薛瑄特別強調“居官七要”：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薛瑄40歲時，獲任廣東道監察御史，到任后查禁貪污，隸正風氣，并在寓所的照壁上題詩明志：有雪松還勁，無魚水自清。沅州銀似海，豈敢忘清貧。離任時，他兩袖清風，“贏得歸囊一物空”。據《薛文清公年譜》記載，他“在沅凡三年余，所至多惠政。首黜貪墨，正風俗，罷采金宿蠹，沅民大悅。”

執法如山。薛瑄剛正不阿，不媚權臣，就任大理寺左少卿時，有人勸他去感謝權宦王振，薛瑄嚴肅地說：“在朝廷上拜官，到私人家謝恩，我不干這樣的事。”后來在東閣議事，公卿大夫見到王振都趨步而拜，獨有薛瑄屹立不拜。王振趨步向薛瑄作揖，薛瑄也沒有加重禮節，王振從此對他懷恨在心。后因薛瑄全力辯白王振之侄王文一手制造的冤案而激怒王振。薛瑄面對權宦，不畏不懼，秉公執法，將案卷堅決移交到了刑部重新審查，才使案情大白。之后，薛瑄又不顧夫人阻攔，冒死彈劾王文，卻反遭誣陷入獄而被定為死罪。入獄期間，薛瑄仍手捧書卷誦讀不已，時人稱其“鐵漢公”。后因朝野震動，群臣極力申救，方使薛瑄獲赦。薛瑄堅持將仁愛之心、天道之公、律法之正協調一致，踐行于為政之中，以公守法，以仁行法，使奸臣真正得以懲治，民冤真正得以伸張，被人們譽為“光明俊偉”的清官。

勤政愛民。薛瑄的廉政思想中，“為政以愛人為本”“為政通下情為急”“所謂王道者，真實愛民如子”等皆發自內心，一直是他為政實踐活動的理論指導。他認為，為官應當“盡心‘撫’字”，全心全意地安撫百姓。當百姓利益和官府利益發生沖突時，他始終選擇站在百姓這一邊，伸張正義，為民請命。薛瑄任南京大理寺卿時，有豪強殺人，案子久拖不決，就果斷將豪強捉來繩之以法。后薛瑄在擔任北京大理寺卿期間，蘇州發生饑荒，豪強哄抬糧價、吝而不借、激起民怨。饑民搶奪富豪的糧食，焚燒富豪的房屋，逃往海上。王文以內閣大臣職務巡視江南，欲定蘇州200多饑民死罪。不少大臣都懾于王文的權勢，不敢提出異議，只有薛瑄竭力論辯其罪名不實，終于使200多災民免于死罪。

薛瑄一生積極倡導廉政文化、愛民觀念，并且躬行實踐。他為官一生，雖身居高位，卻始終清正廉潔，官格人品俱佳，堪為后人學習的楷模和典范。以史為鑒，薛瑄提出的“不妄取”“不茍取”“不敢取”的“廉政三境界”，今日讀來，仍醍醐灌頂。

我們為官做人應見賢思齊，清廉自守，努力達到“見理明而不妄取”的境界，成為一名“廉之上者”。同時，要始終堅持服務于民、造福社會，以實際行動切實展現自身高尚人格和浩然正氣，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本報記者 南 遼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