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城陌南鎮的黃河岸邊，曾經有一個著名的浢津渡口。渡口邊，曾經有一座著名的“待濟亭”。

修筑“待濟亭”的是北宋理學家邵雍的兒子邵伯溫。重修“待濟亭”的是清代的邵氏后人邵璇。兩位邵姓知縣，都曾在芮城縣做過惠濟民生的偉大事業。

著名的浢津渡

筆者最早是從作家張雅茜的小說中聽說浢津渡的，后來也在一些史書中見過浢津這個名字。現在，渡口的重要功能已經漸漸消失，浢津渡也變得不那么有名了。但在歷史上，不能不說浢津渡是很重要也很著名的。

我們過去從運城去芮城，一般是先到解州，然后沿盤山公路翻越中條山，到達陌南鎮后往西拐。而在古代，這是一條著名的運鹽古道，運城鹽池生產的食鹽，從解州起運，翻越中條山，到達陌南鎮，然后繼續向南，渡過黃河運銷到中原各地。其渡黃河的地方，就是浢津渡。而現在的陌南鎮，在清末以前，叫“三十里浢津街”。

由于運鹽的關系，這個“三十里浢津街”一直是個商業重鎮。除了運鹽，也大量販賣糧食、棉花、日用百貨。清朝末年，鎮上共有商鋪一百余家，其中較大的商號有三盛和、全興泰、永興福、裕慶隆、聚豐源、協盛和、信義公、天寶源等，還有仁和堂、新盛福、惠源堂等藥鋪，東茂春、春元等棉花行……

就是這么一個商業重鎮和交通要道，在北宋年間卻存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渡口設施不好，商旅備嘗艱辛。

《待濟亭記》

我們先全文抄錄邵伯溫的《待濟亭記》：

芮，巖邑也。阻大河，限中條，民鄙而俗陋，冠蓋車馬素所罕至。或間見之，則惶駭逃匿，以為甚異。為吏者往往擅有一壑，安于鄙陋，而無復有意于興作也。自縣城東出三十里，下重岡，絕洪渡，以達于桃林，驛路屬焉。平日部使者府官之按行，率由此途。當夏狂瀾怒漲，祁寒堅冰凝結，與夫震風凌雨之際，舟不得渡。至于暴露原野，徬徨草莽，茫然四顧，無所休止。吏之不職，孰大于是？

予頃攝事茲邑，竊嘗經營之，不竟而去。今再承乏，亦已期年。谫才綿力，無補事功。然邑之闕政，不敢不勉。遂伐道側無用之木，僦農隙余暇之工，構亭河壖。廚廄什伯之器，亦略具備。門之兩旁，又起挾屋，可容居人，且以為之藩籬。莫夜菽粟水火，皆得而求也。因榜之曰“待濟”。

予每讀《易之需》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不窮矣！”未嘗不三復斯言，有以見圣人之深意也。以乾之剛健，涉坎之險難，宜不為難，猶有需焉。則君子出處言動，可不慎哉？亦必有所待而后能有所濟也。茍違斯道，不知度量擬議，乃干時昧理，直情徑行，則波濤起于平地，禍釁生于不測。豈真有沉淪溺喪之患，適足以敗天下之事，貽無窮之憂。顧雖萬死，亦將奚益？

予少也賤，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其立言制行，畏縮不振，類皆如此。回視疇昔，率意妄作，招辜取辱，不寒而慄。今以是名名是亭也，姑以自警而已。凡百君子，無我誚焉！

政和元年正月望日，河南邵伯溫記。

邵伯溫是河南人，對咱們山西的芮城縣還是有些成見，認為“民鄙而俗陋”。或者，到了北宋末年，芮城這地方的經濟文化已經有了不少的衰退，給人留下這么一個不好的印象。老百姓平時很少見到外地的“冠蓋車馬”，偶然見一下，都會嚇得亂跑。而歷任縣官，都無所事事，“安于鄙陋”。

下級官員從芮城去陜州匯報工作，或者上級官員從陜州來芮城視察工作，走的就是浢津渡。夏天漲水，冬天結冰，還有平日的刮風下雨，浢津渡的船只都不通行。如果事先能有準備，旅客可以停留在陌南鎮一帶；如果暴風雨來得突然，旅客們只能在渡口一帶“暴露原野，徬徨草莽，茫然四顧，無所休止”。

邵伯溫第一次來芮城任職時，就想在浢津渡蓋個亭子，為旅客提供方便，但事情沒辦成就離任了。第二次來芮城任職一年后，邵伯溫終于完成了這項工作。用他的說法是，砍伐了路邊一些無用的樹木做材料，雇傭了一批農閑無事的百姓，很快就在渡口附近的黃河岸邊建起一座亭子來。說是亭子，其實是一組房屋設施，有避風雨的亭子，有做飯的廚房和廚具，有喂牲口的馬廄，還有晚上住人的屋子。四周沒有筑墻，但用樹枝柴草圍起一圈籬笆，防備野獸侵擾。另外，邵伯溫還準備了糧食、飼料、飲用水、柴草等，方便旅客取用。邵伯溫給這座亭子取名為“待濟”，意思就是等候過河。

“待而后濟”的道理和感慨

邵伯溫建好了“待濟亭”，方便了過往官吏和商賈，這事情本來也就算完了。但亭子蓋好了，總要寫篇文章，刻塊石碑，給后人留個紀念。邵伯溫既是本縣長官，又是文化名人，這碑文自然要自己動筆。他寫完了芮城縣的概況，又寫黃河渡口的實況，然后寫“待濟亭”的緣由、形制、功能，最后免不了還要再發一段議論。邵伯溫這段議論可不是無病呻吟，而是心懷沉痛，有感而發的。

當時已經是宋徽宗政和年間，北宋王朝的統治已經到了一個最黑暗的時期。宋神宗時期，為了富國強兵，曾經任用王安石等人進行變法，由此引發了北宋后期變法派與保守派的巨大黨爭。早期的爭執，主要還是思想不同、觀點不同、改革的方案不同，到后來，純粹成了人與人的殘酷斗爭。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變法，動機是變法圖強，想讓國家強大起來，富裕起來，而到了宋徽宗時期，“富國”的理想演變成了橫征暴斂，為皇帝和權臣聚斂財富；“強兵”成了窮兵黷武，到處挑釁開戰。在國家內部，老百姓水深火熱，變亂四起；在國家外部，北宋又要聯金伐遼，最后引狼入室，自取滅亡。

邵伯溫擔任芮城知縣的這個時期，正是北宋王朝走向滅亡的前夜。作為一名頭腦清醒的知識分子，也作為“保守派”的成員之一，邵伯溫對當時的朝政是感慨萬千的。所以，他借著這個“待濟亭”，由“待濟”引發出一段意義含蓄的大議論。

他經常研讀《易經》，《需卦》的“彖辭”是這樣說的：“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不窮矣！”需卦上坎下乾，乾為剛健，坎為危險。卦名為需，意思是“等待”。一個性情剛健的君子，遇到危險時，應該怎么辦？不就是“等待”嗎？如果能明白“等待”的道理，那就會“不困不窮”，避免危險。所以說，君子的一舉一動，都要謹慎小心，都要學會等待時機。如果能夠善于“等待”，那一定能夠辦成大事，完成大業，能夠“濟”。

這和過河的道理是一樣的，明明已經有驚濤駭浪，明明已經有暴雨雷電，明明已經有嚴寒冰凍，你還要由著性子，堅持過河，那怎么能不出危險呢？

接著，邵伯溫把話放開了，說這樣“直情徑行”的人，“適足以敗天下之事，貽無窮之憂。”也就是會壞了天下的事，留下無窮的憂患。他在說誰呢？不就是說當年主張變法的王安石嗎？他還說：“顧雖萬死，亦將奚益？”意思是王安石敗壞了天下之后，即使死一萬次，又有什么用呢？

后世人們對王安石變法持不同的態度，有人說他是偉大的改革家，有人說他是禍國殃民的大奸雄。我們不可否認，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好的，其新法對國家對百姓也有不少的益處。但在實際操作中，有些新法只有一時之益，有些新法利于國而不利民，有些新法被壞人利用成了誤國害民的工具。經過幾十年的新舊黨爭，到了宋徽宗時期，舊黨完全失敗，新黨完全得勢，新法的好處已經完全沒有，而害處已經足以亡國。

在這個時候，邵伯溫在碑文中發出一些委婉含蓄而又萬分沉痛的譴責，應該說是合理的。永樂縣“姚孝子莊”的居民，是著名的孝義家族和守法良民，幾百年聚居生活，其樂融融。而到了北宋末年，卻被當時的“均糴”法禍害得無法生存。若不是邵伯溫動用特權，施以援手，這個大家族就要先于北宋而滅亡了。我們再讀《水滸傳》，了解一下北宋末年的“花石綱”，了解一下方臘宋江起義，就能明白邵伯溫心中的沉痛。

最后，邵伯溫把話說回來，說寫這篇碑文只是想檢討自己的缺點，并不是有什么言外之意，希望別人不要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