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二〇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陰歷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節。這是一個吉祥的日子。中國一直很重視這個節日，到現在還是這樣。到了這天，家家吃元宵，南北皆然。沾了這個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會忘記。”

這是摘自汪曾祺先生散文《自報家門》中的一段話。今年是汪曾祺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中國文學界有個習慣，凡是名人到了這個時候，人們總是會寫點兒東西來紀念他們。

汪曾祺墓地，我早就想寫，因苦于想不出一個好題目，便一直拖了下來。

我與汪曾祺的感情有個過程。上學讀書時，中小學語文課本里不記得有他的文章，沒聽過他的名字。參加工作后，雖說一直耍筆桿子，但多是寫新聞報道、經驗材料、領導講話、工作總結，自然與他的文字不搭界，也談不上知道他。退休前，我想補一下課，補一下過去在文學方面欠的賬，于是，一下子買回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的《梁實秋散文》《孫犁散文》《朱自清散文》等等，其中也有《汪曾祺散文》。10多本200多萬字的散文，我每篇都讀，沒落下一篇，有的還反復讀過。后來，我又買了《汪曾祺精選集》。

慢慢的，我由不知到認識再到喜歡。汪曾祺先生是江蘇高郵縣人，出生于一個工商地主家庭。他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中文系，深得朱自清、沈從文等語文老師的真傳。作為曾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顧問的他，在海內外出版專著30余部，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著名作家。

他的書一直放在我的床邊枕前，仿佛他一直在我身邊，我沉浸在他的文字里。隨著歲月的沉淀，對他的理解像酒一樣越來越綿長。

他的散文，以空靈、含蓄、淡遠的風格跨越幾個時代，沒有空泛的好為人師的大道理，也少有宏大題材，流淌在字里行間的都是凡人小事，花鳥魚蟲，美食佳肴，從小的視覺揳入，把自己獨特的對人對事的領悟與審美，以不事雕琢的妙筆，娓娓敘來。再瑣碎的題材，經他妙筆一點，就能化為一篇美文。《受戒》《大淖記事》等名篇自不必說，他改編的京劇《沙家浜》可謂家喻戶曉。人們不曉得汪曾祺，卻都記住了他筆下的經典唱段：

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

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

相逢開口笑，過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涼……

特別是汪曾祺寫的《隨遇而安》《七里茶坊》《果園雜記》，我更是記憶深刻。這幾篇寫的都是張家口。我在那里服役二十多年。雖然他去張家口比我早，我倆沒見過面，但人不親土親，他的文字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使我再一次感受了張家口，也享受了他的文字。

汪曾祺在《隨遇而安》中寫自己被定為“右派”。他說“我不是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的，是一九五八年‘補課’補上的，因為本系統指標不夠”“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被打成右派后，“我下放勞動的地點是張家口沙嶺子……我下放的單位是一個地區性的農業科學研究所。所里有不少技師、技術員，所領導對知識分子是了解的，只是在干部和農業工人的組長一級介紹了我們的情況（和我同時下放到這里的還有另外幾個人），并沒有在全體職工面前宣布我們的問題。不少農業工人（也就是農民）不知道我們是來干什么的，只說是毛主席叫我們下來鍛煉鍛煉的。因此，我們并未受到歧視。”

張家口地區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有一個下屬單位‘馬鈴薯研究站’，設在沽源縣。為什么設在沽源？沽源在壩上，是高寒地區（有一年下大雪，沽源西門外的積雪跟城墻一般高）。馬鈴薯本是高寒地帶的作物。馬鈴薯在南方種幾年，就會退化，需要到壩上調種。沽源是供應全國薯種的基地，研究站設在這里，理所當然……我坐長途汽車，奔向沽源，其時在八月下旬”。

“我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真是神仙過的日子。沒有領導，不用開會，就我一個人，自己管自己。這時正是馬鈴薯開花，我每天蹚著露水，到試驗田里摘幾叢花，插在玻璃杯里，對著花描畫……下午，畫馬鈴薯的葉子。天漸漸涼了，馬鈴薯陸續成熟，就開始畫薯塊。畫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一塊馬鈴薯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

“有人問我：‘這些年你是怎么過來的？’他們大概覺得我的精神狀態不錯，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憑仗什么力量支持過來的。我回答：‘隨遇而安。’丁玲同志曾說她從被劃為右派到北大荒勞動，是‘逆來順受’。我覺得這太苦澀了，‘隨遇而安’更輕一些。‘遇’，當然是不順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著呢？既已如此，何不想開些。如北京人所說：‘哄自己玩兒。’當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這就是汪曾祺。讀者通過我摘錄的這幾段文字，一定領略到了他藏于質樸如泥文字中的幽默樂觀，隨遇而安的人生態度。即使被打成右派，身處逆境，仍然性情依舊，筆下風趣。那些整天生悶氣，發牢騷，甚至罵娘的右派，與他形成了明顯的對照。

汪曾祺在《七里茶坊》一文里說，“我在七里茶坊住過幾天”。“這地方在張家口東南七里”。“我就住在一家車馬大店里”。“我頭一回住這種車馬大店。這種店一看就看出來的，街門都特別寬大，成天敞開著，為的好進出車馬。進門是一個很寬大的空院子。院里停著幾輛大車，車轅向上，斜立著，像幾尊高射炮。靠院墻是一個長長的馬槽，幾匹馬面墻拴在槽頭吃料，不停地甩著尾巴……”

“我怎么住到這種大店里來的呢？我在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下放勞動，已經兩年了。有一天生產隊長找我，說要派幾個人到張家口去掏公共廁所，叫我領著他們去”。“我帶去了三個人，一個老劉，一個小王，還有一個老喬，連我四個”。

“掏公共廁所，實際上不是掏，而是鑿。天那么冷，糞池里的糞都凍得實實的，得用冰镩鑿開，破成一二尺見方大小不等的冰塊，用鐵鍬起出來，裝在單套車上，運到七里茶坊，堆積在街外的空場上。池底總有些沒有凍實的稀糞，就刮出來，倒在事先鋪好的干土里，像和泥似的和好，一夜工夫，就凍實了，第二天運走。隔三四天，所里車得空，就派一輛三套大車把積存的糞冰運回所里。”

“看車把式裝車，真有個看頭。那么沉的、滑滑溜溜的冰塊，照樣裝得整整齊齊，嚴嚴實實，拿絆繩一煞，紋絲不動。走個百把十里，不興掉下一塊。這才真叫‘把式’！”

“我們住在騾馬大店的東房——正房是掌柜的一家人自己住的……”

“天一亮，年輕的掌柜就推門進來，點火添水，為我們做飯——推莜面窩窩。我們帶來一口袋莜面，頓頓飯吃莜面，而且都是推窩窩。莜面吃完了，三套大車會又給我們捎來的……”

“小王和老劉都是‘合同工’，是所里和公社訂了合同，招來的。他們都是柴溝堡人。”

“天已經很黑了，房頂上的雪已經堆了四五寸厚了，攤開被窩，我們該睡了。正在這時，屋門開處，掌柜的領進三個人來，這三個人都反穿著白茬老羊皮襖，齊膝的氈疙瘩……”

茶坊、車馬大店、冬天掏廁所、推莜面窩窩、柴溝堡人、白茬老羊皮襖……這些場所，這些人物，這些吃喝穿戴我非常熟悉。茶坊我去過，柴溝堡我住過，莜面窩窩我吃過，這般裝束的人我見過。因而《七里茶坊》我讀過很多遍，每讀一次，都被汪曾祺先生的這些字眼、這些段落深深地感染著，仿佛都是我在張家口時見到過的鮮活場景。人人眼里都有、個個筆下所無的日常生活，在汪曾祺的筆下卻成了文字，成了畫卷，可謂匠心獨具，筆下有神，滿紙生香，給你恬淡閑適，讓你凈化升華。當代學者孫郁說，人們只知道汪曾祺厲害，卻不知道他何以厲害。汪曾祺筆中有許多“暗功夫”，他是從古典和鄉土中緩緩而來，從大眾和民間提取詩意，這樣的作家“百年之中，不過寥寥數人耳”。

孫郁還說：“汪曾祺的散文是當代散文的一座高峰……他深諳文章之道，不是從魯迅和周作人那里簡單移植，而是追根溯源，從宋人筆記和晚明小品出發，再吸收一些周作人、廢名（馮文炳）和沈從文的文學因子，從而筑建了漂亮有趣的散文格局……我們有時能夠在汪曾祺的文字里，讀到一種清爽、明快和溫潤之氣，仿佛有一種幽思在腦際暗暗流動。他的散文銜接了中國士大夫的傳統，兼具濃烈的現代意識，自成一派，稱得上一個奇跡。”孫先生這段話，使我懂得了“汪曾祺是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這句話的含義。

汪曾祺在張家口還寫過一篇《葡萄月令》。作者用近似日記的形式，寫一年12個月里葡萄生長情況，將葡萄在各個月份的生長細節及過程，清晰展現在讀者面前，使讀者感到作者是一位很有經驗栽種和管理葡萄的能手。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留在沙嶺子勞動。

1961年底，汪曾祺被調入北京京劇團任編劇。

1979年后，他的創作一發而不可收，一直筆耕到世紀末的暮年。

汪曾祺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作家，詩、文、字、畫都能拿得出手，均有很深的造詣。

汪曾祺喜歡畫花卉，也喜歡畫國畫。他說：畫中國畫還有一種樂趣，是可以在畫上題詩，可寄一時意興，抒感慨，也可以發一點兒牢騷。他曾用干筆焦墨在浙江皮紙上畫冬日菊花，題詩代簡，寄給一個老朋友：

新沏清茶飯后煙，

自搔短發負晴暄。

枝頭殘菊開還好，

留得秋光過小年。

他為宗璞畫牡丹，只占紙的一角，題曰：

人間存一角，

聊放側枝花。

欣然亦自得，

不共赤城霞。

宗璞把這首詩念給父親馮友蘭先生，馮先生說：“詩中有人。”

有一年洛陽春寒，牡丹至期不開。著名作家張抗抗在洛陽等了幾天，敗興而歸，寫了一篇散文《牡丹的拒絕》。汪曾祺給她畫了一幅畫，紅葉綠花，并題一詩：

看朱成碧且由他，

大道從來直似斜。

見說洛陽春索寞，

牡丹拒絕著繁花。

汪曾祺不僅會畫畫，還會寫詩，他的字更是一絕。他說，他的字照說是有些基本功的。他平日寫字，多是小條幅，四尺宣紙，一裁為四。這樣把書桌上書籍信函往邊上推推，攤開紙就能寫了。正兒八經地拉開案子，鋪了畫氈，著意寫字，好像練了一趟氣功，是很累人的。他都是寫行書，寫真書，太吃力了，偶爾也寫對聯。他曾在云南大理現編現寫了一副對子：

蒼山負雪；

洱海流云。

字大徑尺。字少，只能體兼隸篆。那天喝了一點兒酒，字寫得飛揚霸悍，亦是快事。對聯字稍多，則可寫行書。他為福建武夷山一家招待所也現編現寫了一副對子：

四圍山色臨窗秀；

一夜溪聲入夢清。

字頗清秀，似明朝人書。

以上是汪曾祺先生散文《自得其樂》的片斷，不長，但可以使我們看到，詩，畫，字，文，全部集中在他身上，自然而然。

究其原因，恐怕不僅在于文才各異，更在于此人從骨子里、毛孔中，都散發出一位老派散逸文人的氣息——所謂“文如其人”，絕非一句空話。

1997年5月16日，因病醫治無效，汪曾祺逝世于北京，骨灰安葬在福田公墓。

汪曾祺的墓地位置在“溝北二組來字區”，坐北朝南。當看到他的墓碑時，我在心里默默地說：“汪先生，我來看你了。”

汪曾祺的墓地，我去過幾次。他的墓碑莊重、簡素、大氣，整個碑是一塊乳白色的漢白玉石料，大約兩米高、一米寬、半米厚。在碑的正面中間，有一塊被鑿進去約六七十厘米寬、一百二三十厘米長、兩三厘米深的地方，平平展展。這塊地方的右側從右至左并排豎刻汪先生和夫人的生卒年月：“公元一九二○年三月五日——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公元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中間自右至左也并排豎刻“高郵汪曾祺”“長樂施松卿”。他們夫婦二人的名字和名字下面的“之墓”二字系楷書，江蘇“高郵”福建“長樂”兩個縣名為隸體。左下角豎刻著兩行小字“大康敬書”“公元一九九七年十月立”。碑上所有的字都涂著黑漆，只是汪先生和夫人的名字比其他字略大一些。

碑的陽面四周和陰面，以及側面，非常粗糙，多是飯碗大的坑凹，一個挨一個。墓碑下面是各十厘米厚、一米多長、一米多寬的兩層四塊乳白色漢白玉碑座，也可以稱為墓蓋。汪先生夫妻的合葬墓穴就在下面。

這就是一個人的歸宿，就這么幾塊石頭，幾個漢字。它告訴我們，那個曾經鮮活的生命，就在里面了。

汪曾祺先生的物質生命不存在了，但他的精神生命仍在散發著活力。人生朝露，文章千古。他去世了，但他的作品卻不斷地被人們閱讀著，仿佛他根本就沒有離開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