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天，在運城市垣曲縣東灘村，村民在修建水渠時，意外發現了一件大型石砣，石砣上刻有銘文。這個石砣此后長期放置在東灘村井房中，村民并未意識到這個石砣對于河東乃至中國鹽文化研究的重要意義。時間進入1981年10月，這個石砣被運到垣曲縣文化館保護起來，后存放于垣曲縣博物館。運城博物館存放有該石砣的復制品供市民參觀。此石砣被專家命名為“垣曲縣店下樣”。

記者在運城博物館見到復制品后，從博物館工作人員處了解到，“店下樣”是用大鹽青石刻鑿而成。石砣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略小，呈方形，在其頂端陰刻“鹽樣”兩個字。中間有系繩用的穿孔，沒有穿孔的兩側面陰刻纏枝牡丹花紋飾。下部稍大，呈八棱形，周圍鐫刻銘文。其下飾一周纏枝蔓草蓮花紋。

“店下樣”整體保存完好，重140公斤，通體高47.3厘米，最大對角徑長48厘米。“店下樣”的銘文刻在八棱形的八個平面上，共38行，每行6~8字，計293字，其中個別字漫漶不清。王澤慶、呂輯書、柴繼光、郭正忠等學者據宋代文獻、石砣銘文和石砣缺損處的殘跡考訂，對“垣曲縣店下樣”的來龍去脈得出了結論。

“垣曲縣店下樣”的置立，是宋代鹽法變革的產物

在宋代，食鹽的官賣、商銷，起初沒有統一的制度，由產銷鹽地所在的各州、郡自行其是。運城鹽池的食鹽生產由官府征集鹽池附近州縣民夫從事食鹽生產。潞鹽的運銷實行官運官銷、商運商銷兩種辦法。官運官銷的銷區有三京、二十八州軍。商運商銷的銷區有三十六州軍。垣曲縣所在的絳州為官運官銷區。實行官運官銷，需要征集民夫、車船、騾馬服役，百姓不堪其苦。

宋天圣八年（1030），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王隨諫言改變官運官銷為商運商銷的五大好處：第一，當禁止商運商銷時，官府需要砍樹造船運鹽，士兵和百姓不堪其苦，現在取消弊政，士兵、百姓各安其業。第二，陸運既缺少供官府差遣的差役，又需要差遣擁有馬車、牛車的百姓，窮人懼怕被官府抓去運鹽而逃離家鄉，如果他們聽到弊政取消，將會十分高興。第三，船運存在沉船溺水的安全隱患，強盜侵犯、小賊盜竊或被摻雜泥沙硝石，導致運出去的食鹽味道苦澀，食用或致病，現在百姓可以通過新政吃到真鹽，也是一件大好事。第四，錢幣是商品流通領域重要的法定流通工具，要使錢幣流通，富家囤積居奇，民用日少，好在今年有商人出緡錢六十余萬助經費。第五，每年還可以減少監官、兵卒和民夫的工資開支。“十月，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垣曲縣也在罷“榷法”，實行商運商銷之利。

到宋仁宗慶歷八年（1048），時任兵部員外郎的范祥制定“鹽鈔法”，對鹽的運銷辦法進行重大變革。它先在運城鹽池施行，后逐漸通行全國。“垣曲縣店下樣”置立于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是在范祥推行“鹽鈔法”44年之后。從鹽池運輸到垣曲縣的潞鹽是商運商銷的。因此，由鹽商出面與眾商議，設置“鹽樣”放在運鹽通道的安邑、含口、垣曲三個處所才是可能的。

運鹽商隊的貢獻：開辟一條新的運鹽交通線

置立“垣曲縣店下樣”的客商，是“自來雇發含口、垣曲兩處鹽貨”，于安邑啟程，至垣曲“卸車裝船”。安邑，宋代隸屬于陜西路解州，是池鹽的產地。從安邑經過含口到達垣曲的交通運輸線路，雖然并非始創于元祐年間，卻也不是久已通行的。至遲在北宋前期，關于這條運輸線路的開辟使用，和取代另外一條線路的問題，就有過爭議和反復。

宋代解州池鹽通往“東路”——開封等地的交通運輸線，主要有兩條。一條線路是從解州沿著姚暹渠，入涑水，于蒲坂處再入黃河，“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以“至京師”。（《宋會要·食貨》）另一條線路，則是溯涑水之上源，經含口，穿嶺而至垣曲，再改由黃河水路至孟州河陽，輾轉運到京城。這兩條路的后半段，即從垣曲經河陽至京城這一段，是重疊一致的。前半段，則遠近不同，山嶺障礙與河溝危險各不相同。從涑水到黃河的路線，以水運為主。這條線路不僅綿長曲折，而且水流湍急、惡灘縱橫。

宋人龐籍為司馬池所撰寫的神道碑銘記載：北宋前期潞鹽的東運，“率由蒲坂、亂竇津、截大陽、經砥柱之險，路迂且惡”。太宗至道中（996），有人建議“開含口道，自聞喜抵垣曲”，并指出，這條路可比蒲坂水運節省一半以上的運費。這一建議很快得到朝廷上下的廣泛支持，并付諸實施。只有當時夏縣少年司馬池提出了反對意見。司馬池說，夏縣附近運鹽的事情，亟待進行，關系重大，民生訴求由來已久。以前的人們為什么不開辟含口道呢？大概不是前人愚昧，這其中，怕是有什么安全隱患隱藏在這條路上。司馬池的擔憂，并沒有引起時人的關注。結果，就在那一年的夏天，含口道突發山洪，運輸馬隊的很多車夫、牲畜和車輛，都被沖到山溝里，人員傷亡、財物損毀慘重。在少年時代，司馬池就能夠有這樣的遠見卓識，讓人十分欽佩。經過這場災禍，含口道從此廢棄不用。官鹽運輸重新經由傳統的黃河舊路運輸。

從解池經含口到垣曲，這跟三門山等地的黃河水運不同，不僅陸路便捷，而且不用經過十分兇險的黃河險灘。只是有一個風險：含口是含口大嶺下的一處峽谷，這處峽谷雖然山險路峻、洪水頻發，在古代被視為兵家偷襲或者隱遁的奇徑，也是一條有待開辟的新交通線路。

宋朝初年，含口道廢棄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潞鹽實行官運的體制下，鹽池附近的運鹽民戶，既無力承擔開山辟路的資金花費，也無法對抗山洪帶來的財物損失；押運的朝廷官吏，也缺乏開山辟路的興趣和擔當。隨著“垣曲縣店下樣”的出土，它所記載的銘文告訴我們，這條可以大幅度降低運鹽路費的含口道線路，并沒有因為洪水災害長期廢棄，它在運鹽商人手里被大規模開辟、拓展，并且逐漸取代蒲坂、三門等傳統潞鹽水運線路，成為商運潞鹽前往孟州河陽一帶的主要交通線。

含口道交通線的開發，離不開元祐初年開放商人從事潞鹽等貨物運輸的政策。因為只有擁有自有資本的商人，才會從切身利益出發，雇傭車戶，開辟路途兇險交通線路，最大限度減少運費、增加利潤。這些鹽商不惜工本，鑿制巨型的秤砣，刊刻民間契約性質的銘文，為了能夠節省百分之七十的運費，這些鹽商有充足的勇氣去開辟新道路！

“垣曲縣店下樣”的出土告訴我們，十一世紀后期，在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活躍著幾支合法的商人運輸隊。他們雇傭車夫運鹽，簽署契約，制造民用標準權衡和賞罰標準等社會經濟手段，維持和調解著鹽商、車夫、雇員之間的關系。正是這種不斷調節的流通關系，維系著整個運輸商隊，調動著商隊成員的積極性，抑制著有害商隊的消極因素。這些商人所組織的潞鹽運輸隊，雖然不像開辟世界性的新航線一樣偉大，卻也在被允許活動的地域間，為國內交通線路的更新和食鹽運輸作出了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