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父原群收，家鄉是河津呂梁山下的固鎮村。1938年,舅父出生在一個貧農家庭，排行老四，一個哥哥，兩個姐姐。在他四歲那年，日本侵略者就已經駐扎在固鎮村了。

日本侵略者無惡不作，更是殺人如草芥。為了躲開日本兵，外祖父帶著一家人住在村東一個叫東溝的自然村。一天，有人發現日本兵朝東溝方向掃蕩過來。外公外婆急忙抱、攜、拉地帶著孩子們躲起來，清點時發現舅父沒有跟上。盡管他們心急如焚，但只能靜心祈禱。那年舅父剛滿四歲，活潑可愛，被一個叫路馬的日本小隊長抱走后，每天喂吃、喂喝。平日里這個路馬騎著日本的大洋馬，總愛把舅父放在他的馬鞍前。每當路馬發怒，動刀、動槍傷害村民時，四歲的舅父就大哭大叫，鬧得路馬無從下手、停止作惡，就這樣救了固鎮好多平民百姓。

新中國成立后，雖然當時生活不很富裕，但舅父和多數少年兒童一樣有了上學的機會。飽受苦難，使得舅父在求學路上，緊抓機會、刻苦認真、積極向上。1956年，他考入太原二二技工學校，畢業被分配到太原江陽化工廠，一干就是11個年頭。無論是操作技術還是政治理論，無論是車間管理還是技術比武，他都樣樣在行，獲得了七級車工的技術職稱，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

1966年，根據國家國防建設的需要，江陽化工廠50名骨干力量前往上海。他服從大局，既發揮技術骨干特長，又擔負起“兵工器械”的車間保密職責，數年如一日，工作任勞任怨。在處理小家與大家的關系上，他的原則是：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1980年，他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6年，他調到上海市委黨校任行政處長、上海市經濟管理學院干部處處長。職務變了、工作環境變了，但他作為勞動人民的本色沒有變，工作出色，綜合素質過硬，受到學院多次表彰獎勵。有一次學院給他獎了4500元，卻被他委婉拒絕。學院院長又親自給他送來，他卻說：“黨給我的工資夠我花了，多余的不要。”我的舅父一直以堅如磐石的信心，只爭朝夕的勁頭，堅定不移的毅力，不貪不占的精神，為黨工作，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舅父今年82歲，精神矍鑠，眼不花、耳不聾，心胸開闊，看得遠、放得下。退休后，他每天早上五點起床鍛煉，步行十多公里，之后就在家看書讀報，剪貼文章，良好的習慣多年來雷打不動。他心系故鄉，最近幾年兩次回老家，把他存儲的幾十部經典書籍和剪貼的十幾本報刊摘要扛回來，讓老家的孩子們讀書學習用。他說：“經常鍛煉身不老，每天學習心不老，少生毛病容顏好。不得病，一是給國家節約醫藥費，二是不給孩子們找麻煩，三是自身不受罪。”

　舅父重教一生，成就顯赫。他的兒子在上海工作，是位正處級干部，女兒是上海一位中學教師，他們家四名黨員。六年前，他供老家侄孫子侄孫女三個研究生畢業。每隔幾年，他便帶著舅媽回到老家看一看，親眼目睹曾經被日本帝國主義入侵的固鎮村，在黨的政策照耀下，如今形成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生活富裕的美麗鄉村，他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