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全國著名的文物大省，文物界素有“地下文物看陜西，地上文物看山西”之說。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計，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全國共有4296處，山西省就有452處，占總數十分之一還多，在三十幾個?。ㄊ小^）中位居第一。其中，僅運城市就擁有國保文物單位96處，位居全國地市排名之冠。山西文物多那是老先人留下的，而文保成績的取得，則是與黨的正確的文保政策指引和文保戰線人員的辛勤工作分不開的。

事實上，新中國成立以來，山西省文物保護工作一直走在各?。ㄊ小^）的前頭，起著示范引領作用。談起這方面的成績，我們不能不說說一位老革命、老共產黨員，也是文物工作領導人崔斗辰先生的貢獻。

一

崔斗辰（1893—1962），字盈科，聞喜縣陳家莊人，自幼家貧，讀書刻苦，1913年于運城省立二中畢業后，在運城、聞喜等地中小學任教，并從事語言歷史文化研究，曾在《北大國學周刊》《廣州中山大學語言研究所周刊》《北方快覽》發表文章。他積極宣傳新文化、新思想，進行反帝反封建反對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民族革命和民主政治斗爭，同嘉寄塵（康杰）、張吉臣一道，被譽為“河東三臣（辰、塵）”。

1927年，他參加北伐軍，1934年在運城創辦菁華中學，掩護黨的地下組織活動。1937年，他參加犧盟會決死三縱隊，曾任浮山縣長，1938年任抗日民族革命大學教員，1939年奔赴延安，后回到晉冀魯豫邊區，加入中國共產黨，任教育廳副廳長，1946年任太行行署教育處長。新中國成立后，他任山西省文教廳副廳長、省文史館館長，兼任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

崔斗辰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文物戰線一面旗幟，人們稱贊他為山西的“文物泰斗”，名不虛傳，當之無愧。

1952年，是他率先在運城、臨汾兩專區試點，帶頭搞文物普查，并先后在國家《文物》雜志發表《臨汾、運城兩專署七縣的文物勘察》《洪、趙、霍三縣文物勘察記》《山西省文物古跡工作總結》等文章，帶動了全國文物普查和保護工作。

在一般人眼里，他是個“大官”，但他平易近人，從來不擺官架子。他不坐辦公室，成天騎著一頭毛驢，挎個背包，帶著幾個年輕的工作人員在外面跑。從晉南到晉北，從山區到農村，他們踏遍全省各地，調查尋訪有價值的文物古跡，并撰文向外介紹。當時國內文物工作剛剛起步，由于他帶頭先走一步，創造了很好的經驗，受到國家文物局領導的重視和國內同行的贊許，一時間聲名鵲起。

1952年，他到芮城縣搞文物普查，首先發現了永樂宮這一古代藝術寶庫，并上報國家文物局。隨后文物局派中央美院祁英濤、陸鴻年等專家來芮城考察，從而揭開了永樂宮壁畫遷建保護的序幕。

1952年秋天，他路過曲沃縣侯馬鎮白店村，發現路邊斷崖上有許多陶器殘片。他意識到這里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學信息和考古學價值，于是派省里考古人員來勘查。從而發現了晉國都城新田遺址，揭開了侯馬晉國遺址考古發掘的序幕。

在此先后，他還親自調查發現了平遙縣北漢鎮國寺古建筑與明代雙林寺塑像；主持修繕了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的五臺山佛光寺東大殿以及五臺山茅蓬古寺等建筑。他在下鄉勘察文物時，還發現了《北宋福州東禪等覺院刊本大藏經》等許許多多重要文物。

二

除了自己親自調查外，對于各地報告來的文物信息他都十分重視，每一件都立即作出批復，并采取措施予以保護、搶救。

1953年，民工在汾城縣（今襄汾縣）丁村掏沙時，發現了大批古石器和古脊椎動物化石，施工負責人鄭懷禮向省文教廳打了報告。崔斗辰獲訊后，立即派出專家前往調查，并向國家文物局作了匯報。中科院很快派裴文中、賈蘭坡等著名考古專家來考察，發現了十萬年前的古人類化石，當地被命名為“丁村遺址”。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國家發現的第一處舊石器時代遺址，“丁村人”也成為人類學、考古學的一個重要標志。

1952年，榮河縣建軋花廠時，有人要從黃河灘挖出北宋的“蕭墻碑”做石料，縣文教科長衛奮之寫信上報崔斗辰。崔立即以省政府名義發文制止，后撥款將碑移置后土祠內，從而保護了這座號稱“四絕碑”的國寶——“汾陰二圣配享銘碑”。

1952年，得知柳林縣發現了漢畫像石，他立即安排運至省博物館收藏。

在全面開展文物普查的形勢下，一些社會賢達人士和文物收藏者，也紛紛將自己家中的寶貝捐獻給國家。1952年，80歲的辛亥老人張瑞璣主動提出將自己的“誰園”藏書十萬卷捐獻給國家。崔斗辰迅速到洪洞縣趙城鎮張家迎取，并將書分類編號嵌印，收藏于省圖書館內。這其中就有著名的四十卷、八十回《乾隆甲辰本紅樓夢》抄本。崔斗辰深知此書的文獻價值，又將其送交國家文物局，后由鄭振鐸局長交俞平伯先生整理，1958年《脂硯齋紅樓夢輯評》正式出版，從而揭開了甲辰本《紅樓夢》研究的序幕。

1952年冬天，一場大雪過后，崔斗辰陪同班禪大師赴五臺山朝拜。天寒地凍，山路崎嶇，他在攀登陡坡時，不幸從馬上摔下致殘。此后他行動不便，不能外出，但仍忘我地工作，堅持在家里安排工作，聽取匯報，進行指導。直到1956年，雖已半身癱瘓，臥病在床，腿不能行，口不能言，他仍以頑強的毅力，堅持以筆代口，安排指導工作，表現了一位共產黨員為新中國的文物事業、為保護傳承祖國歷史文化“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質。

三

1962年1月，崔斗辰不幸病逝，終年68歲。

崔斗辰先生雖然離去，但他的事跡卻一直在文物界傳頌，他的精神一直活在人們的心中。

1962年秋天，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在《晉南訪古記》一文中，特別贊揚崔斗辰說：“這位老先生對山西的文物工作是很有功績的，令人永遠懷念。”

2018年，國家文物局顧問、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新中國成立初期任鄭振鐸局長秘書），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深情地回憶起崔斗辰先生，他說：“新中國成立之初，山西省是保護文物最好的省。1956年開始的全國文物普查，就以山西晉南地區為試點。當時管文物工作的山西省文教廳副廳長崔斗辰是位老教師、老資格，很多山西的干部就是他的學生，我們管他叫崔老斗。他保護文物特別積極，有的官兒比他大的也是他的學生，都聽他的，所以崔老斗保護文物很厲害。他沒事兒就上團城（當時是國家文物局辦公的地方）來，現在山西有那么多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跟那時候打的基礎有關。我們根據山西試點總結出來的好經驗，推廣到全國，要求文物普查和公布文物保護單位同步進行。最后印了一本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文物保護名單。到‘文革’前，全國共有7000多處省級文物，下面還有許多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主要就是從這個名單中挑選出來的。”

由此，我們可以懂得崔斗辰對新中國文物事業所作出的貢獻是何等重大，也不難理解山西省國家級文保單位數量何以會如此之多、位居全國之首！

逝者往矣，崔斗辰先生離開我們已經57年了。半個世紀以來，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尤其是近年來在習近平總書記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國文物保護工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績。今天歡慶新中國成立70周年，我們歡呼勝利，擁抱更加美好的未來，更應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繼承發揚崔斗辰先生的精神，在各自崗位上作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