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新剛

關公作為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最早見于正史記載的，應當是西晉初期著名史學家陳壽編撰的紀傳體史書《三國志》。也就是說，陳壽撰寫的史書《三國志》，不僅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還是中國文學史上首次出現關公形象的正史資料。因而，后人稱其為一部承載著三國歷史的史學巨著和文學大作。

可讓人遺憾的是，在《三國志》全套65卷、總共36.7萬字、涉及440余名三國歷史人物的篇幅中，《魏書》占有30卷，《吳書》20卷，《蜀書》只有15卷，曹魏的內容幾乎等于蜀漢、孫吳兩家的總和。相比較而言，蜀史最為簡略和單薄。諸如蜀漢軍中關公、張飛、趙云、馬超、黃忠等如此重要的歷史人物，都被揉到了一個列傳里，而不是單獨列傳。尤其是在僅有的一個列傳《三國志·蜀書·關張馬黃趙傳》中，《關羽傳》正文僅有950余字，《張飛傳》780余字、《馬超傳》660余字、《趙云傳》480余字、《黃忠傳》250余字。就連曾為關公帳下主簿的廖化，蜀漢建立前他就在劉備軍中，蜀漢快要滅亡時，他還在率軍出征。對于這樣一位貫穿于蜀漢歷史、見證著蜀漢興衰，且以“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而聞名的風云人物，他在《三國志·蜀書·鄧張宗楊傳》中的記載，也僅有短短的100余字。

由于《三國志·蜀書》簡略單薄，《關羽傳》中的記載僅有寥寥數語，使得許多重大事件和人生歷程記述不詳，也無從考究。究其原因，史上說法較多，歸納梳理應為4個方面。

一是蜀國不設史官，也無專人撰寫蜀史。

有史料記載，曾協助劉皇叔統管天下的丞相和執掌軍中大權的軍師諸葛亮，執意在蜀國不設史官，也無專人撰寫蜀史，從而造成蜀漢資料嚴重匱乏。

正如陳壽在《三國志·蜀書·后主傳》中所述：“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于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我國歷朝歷代很少有不設史官的，諸葛亮這位足智多謀、神機妙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軍師謀士，在其主政蜀漢政權期間，為何“國不治史，注記無官”呢？分析研判后基本找出了問題的癥結及原因。

其一，丞相本是協助皇帝管理一切國政大事的官員，相當于后來的總理、首相或行政院長。諸葛亮作為輔佐協助劉皇叔處理國家政務的蜀漢丞相，卻主持朝政，執掌國事大權，這應是修史中的明顯障礙。為免人詬病，最方便的辦法，就是不設史官，不撰蜀史。

現實生活中，盡管諸葛亮勤勉謹慎，料事如神，但還是出現了一些失誤和差錯。如馬謖失街亭一事，諸葛亮“違眾拔謖”，派遣只會紙上談兵的馬謖擔當前鋒，結果慘遭失敗，諸葛亮無奈揮淚斬了馬謖。

再如，《隆中對》只是諸葛亮對天下大勢所進行的預測和規劃，勢必存在著不足和遺憾。然而，正是這些遺憾，導致荊州被襲，張飛遇害，劉備傾盡其兵伐吳，最后被陸遜“火燒連營七百里”，使得蜀漢大傷元氣，《隆中對》戰略以失敗而告終。毛澤東主席在點評諸葛亮《隆中對》時曾講到：“其始誤于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敗。”毛主席說了，毛病出在隆中對。

其二，諸葛亮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治理國家和軍事戰略上，主觀上他又過度謹慎，事必躬親，大小事都要親自處理，可能因為他自己顧及不到、不能親自過問而放棄。

其三，蜀漢以光復漢朝為己任，自命為正統。如果修史，就等于承認魏、蜀、吳三國已取代“大漢”的客觀事實，不應當自我否定修國史。

其四，我國歷代大多是修前朝史，罕有修當朝史。即使修史，也是“盛世修史”。當時蜀漢并非盛世，沒必要去修國史。

事實上，蜀漢在劉備和諸葛亮時代沒有設置史官，但到了中后期就設有觀閣令史和東觀秘書郎史官了。《晉書》中曾寫道：陳壽做過蜀漢政權的“觀閣令史”。《華陽國志》中也寫道：陳壽做過蜀漢政權的“東觀秘書郎”。這兩個官職都可以視為史官了。

就當時來講，陳壽編撰《三國志》時，魏國已有由曹魏時期官修的王沈《魏書》，吳國也有三國時期官修的韋昭《吳書》等可作參考。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官修史書可作參考和借鑒，使得《蜀書》記載十分簡略。

有趣的是，雖然《蜀書》單薄簡略，但在《魏書》中涉及到關公的有6篇；《吳書》中提到了關公的有9篇。或許這是陳壽擬通過他人話語或事件進而塑造關公形象，以彌補其《蜀書》單薄簡略之缺陷。

二是西晉初期，擁曹魏為正統，尊魏貶蜀為主流，使得《蜀書》作為列傳，只占帝王本紀《魏書》卷數的一半。

東漢末期，群雄割據，戰亂不斷，三國鼎立，作為蜀漢劉備來說，自認為出自漢室宗親，從承接漢朝基業來講，蜀漢應為正統。但對于曹魏來講，則認為其政權是通過漢獻帝“禪讓”獲得的。盡管“禪讓”的真實性和自愿性有待考證，但至少曹魏有了這層合法的外衣，似乎從法理上賦予了曹魏繼承漢朝的合法性。

況且從當時的地理位置上來看，曹魏雄踞中原，建都洛陽，而我國歷史上又習慣把中原地區視為國家政治中心，象征著王權和正統，所以視曹魏為正統，似乎名正言順，順理成章。同時在那個時期，雖然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但形式上漢獻帝劉協在曹魏，大漢政權在曹營，其后西晉又是接受了曹魏“禪讓”而來的，如果曹魏不為正統，那司馬氏政權就不合法了。

因而，陳壽作為西晉朝臣、史學家，當然要擁曹魏為正統，以尊魏貶蜀為主流了，因而在《三國志》中，《魏書》寫有帝王本紀，而《蜀書》《吳書》就記為列傳了。這是因為史上紀是帝王用的，傳是臣子用的，所以曹操用的是紀，劉備和孫權用的是傳，進而稱曹操為武帝，劉備為先主，孫權為吳主。這種按等級劃分的記述方式，表明了曹魏政權的正統地位。

所以，武帝與先主的地位差異，決定了本紀與傳記的篇幅和字數的不同，所以《蜀書》作為列傳，只占帝王本紀《魏書》卷數的一半，是有其原因的。

其實，對于擁曹魏為正統，稱“大漢”，歷史上也是有爭議的。據記載，東晉時期著名史學家、文學家習鑿齒在述評三國史時，曾認為應以蜀漢為正統，以曹魏為篡逆，他甚至在臨終前，還向東晉皇帝上表，系統地闡述了“晉承漢統”的思想。

三是蜀漢滅亡后，魏軍鐘會之亂造成蜀地成都混亂，大量皇帝詔書及皇宮文獻被哄搶燒毀，蜀漢史料所剩無幾。

公元263年，蜀漢被曹魏滅亡后，第二年駐守蜀地成都的魏軍內部發生了“鐘會之亂”，造成鄧艾、鐘會兩位滅蜀統帥相繼被害，蜀地成都亂作一團，大量蜀錦、金錢被搶，一些皇帝詔書及皇宮文獻也被燒毀，就連蜀漢最后一位皇太子劉璿也沒有保住性命，被亂軍所殺。其后，西晉一統天下后，司馬炎令其為三國修史時，陳壽所需求的蜀漢史料，已經是所剩無幾了。

四是陳壽曾在蜀漢軍任職，其父也為蜀漢軍將領，但其身世際遇，可能會造成個人情緒上的負面影響。

陳壽生于公元233年，卒于公元297年，出生于蜀漢巴西郡安漢縣，就是現在的四川省南充市，可謂土生土長的蜀漢人。

陳壽父親曾為蜀漢軍將領，本是馬謖軍事參謀。《晉書·陳壽傳》中提到，在馬謖損兵折將失街亭被諸葛亮斬首后，陳壽之父受到牽連，被處以髡刑，鐵圈束頸，剃光頭發，當眾羞辱懲罰，之后回到家鄉郁郁而終。

陳壽老師譙周，身為蜀漢人，卻一直希望蜀漢被曹魏所取代，甚至還勸說過劉禪主動降服曹魏，因而在《三國演義》中被定義為投降派的反面典型。譙周老師的“親曹”誤導，或許會給自己的學生陳壽帶來負面影響。

就陳壽本人而言，《晉書·陳壽傳》也曾記載，三國時期蜀漢大臣黃皓和諸葛瞻都看不上陳壽。陳壽父親去世后，他在守喪期間生病，因為讓婢女送藥，被當作桃色新聞，受到鄉黨貶議。此后蜀漢滅亡，司馬氏號稱以孝治天下，陳壽遂因此事，多年未被錄用。

因而講，陳壽個人的身世際遇，可能會給他編撰《蜀史》帶來消極情緒。

事實上，造成蜀史相對簡略偏少的歷史缺憾，恰被后世王朝和先賢志士給予彌補。陳壽《三國志》出品27年后的東晉初期（317年），史學家王隱也編著了一部記載三國蜀史的《蜀記》。

陳壽《三國志》出品136年后的南朝宋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劉義隆以陳壽《三國志》過于簡略為由，遣使史學家裴松之（聞喜人）為該書作注。裴松之聚焦于事實的增補和考訂，并引用東晉史學家王隱的《蜀記》加以辨析，使《三國志注》與其他史料組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鏈接，終將形成了一種“讀《三國志》，必讀裴注”的現象，并成為后人了解三國歷史的重要史料和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