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天恩

又是一年高考季，每年這個時候，我都會想起大兒子當年參加高考時的情景。

1988年，兒子從康杰中學畢業。記得四五月份的一天，公社（鄉）電話（還是人工拔插轉接的那種）突然傳我，說學校有事。我騎上摩托車就走，到校正好趕上他們下課。

兒子過來一臉凝重地對我說：“爸，你說南開大學好嗎？”我毫無準備，但立刻意識到有事，忙問：“什么情況？”“就問南開大學好么？”“好嘛，好嘛。要不然能出那么多名人？”“不好我就不去了。”兒子扭頭便走，把我獨自撂在那兒。

我腦子嗡嗡作響，才反應過來是要保送。這是兒子一輩子的大事啊，要是拒絕保送，兒子考不上好學校咋辦？一時犯了難，突然想起解放路一校有位教過我的老師，便急忙趕去詢問他的意見。

老師分析權衡后鄭重囑咐我：保送南開大學一來保險，二來學校也是國家頂尖學校之一，貿然放棄怕留遺憾。聽罷，我又趕到學校去見了兒子，告訴他：“你今年18歲，也是大人了，你的大事自己做主，好賴別后悔。”父子離別，我一路忐忑，想想還是對的，這是他的人生大事，只能讓他自己決定。

此后一個月沒消息，我也不敢問他。突然兒子來信，說他考慮很久，決定放棄保送名額，讓我放心；另一個就是叫我高考前別進城，到城也別去學校找他，并有“切切”之語。其間，我恰好看過一篇關于高考的短文，印象很深。還記得開頭是這樣寫的：“7月，7、8、9日三天，在考生們和那些為了考生前途而焦慮的家長和老師們眼里，早已失去了浪漫的色彩，變成了隱晦的7月、黯淡的7月和精疲力竭的7月……”對此，我感同身受！

6月20日，兒子又來一信，極簡短，前頭沒爸，后邊沒娃：一切都在預料之中，但等半月后背水一戰！

7月12日，我到運城開會，中午飯都沒心思吃，趕到學校，見娃一臉平靜，還是忍不住問：“考得咋樣？”“爸，你別問，同學們都不想叫問。”他說。不叫問，不叫問，咱心操上、勁費上，圖啥哩么！我有點急了。“反正考上就對啦。”看著娃眼睛里透著自信，我心里又踏實了些，便走了。

成績下來后，和娃預估的成績相差不大。娃說他當時心都快蹦出來了，用手指著分數對應的名字，慢慢劃過去兩遍，只怕看串了行。這回徹底放心了，晚上睡得死沉死沉的。

錄取開始了，各大高校開始陸續公布。康中和別的學校不同，沒貼大紅喜報，就在黑板上用粉筆字一行一行寫，北大清華照樣，只是擱前頭罷了。二類重點都已經下來，就是不見北京大學，娃在家坐立不安。

一天下午，村里一人從運城回來，見娃就問：“人家通知都下來了，咋不見你的？”其實人家意思是別的大學通知下來了咋沒北大的，并沒有說北大其他同學通知下來了沒咱娃。娃也沒聽好，急了，不管遲早硬要騎車進城，叫上弟弟做伴。30公里的路，弟弟一聲不響跟在哥哥后頭，天黑了一會才到學校。本就累得不行了，弟弟又怯怯地說：“哥，我餓。”“事還沒問哩就餓的，一會兒睡下就不餓啦！”知道哥只有兩塊錢，弟弟也不敢再提。

見了校長，校長說：“剛從省招辦回來，北大分數線是540，你在老前頭，盡管放心。”并說現在情況是有個考生在查卷審議，反正踏實等著就是了。

通知書到底還是下來了，盡管折騰得早已沒了最初的那份期待，但畢竟這才是“真金白銀”，兒子鄭重其事地去領。

兒子一回家就又開始下地，偶遇一老翁問：“大頭，聽說你考到北京去啦？”“嗯，爺。”“哪個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多哩，我問你是哪個大學么！”“爺，就是北京大學。”“你看這娃，都說你靈，我看你念書都念憨啦，考上哪個大學都說不清。”村里也有了風傳：說天恩這娃考的是好學校，我看不保準，你猜那地方叫啥，中關村、黃莊……

開學了，那年月不興家長陪送，娃也根本不讓我去，因為要帶鋪蓋，所以我就送到了車站。康中那年考上北大的有10人，加上送行的好一群人。行李房里，娃娃們的鋪蓋卷面皮，有包布的，有包線毯的，像唱戲轉臺似的個個漂亮，唯獨兒子那件最特別——兩個縫在一起的尿素袋勒了根麻繩。托運員走過來問：“這是誰家娃的，也去北大？”一女同事笑著反問道：“蛇皮袋咋啦？你還不是照樣給人家貼上北京大學粉色行李簽？這就是寒門出貴子，知道吧！”那人笑了。

不錯，兒子穿著也真的老土。他媽做的藍制服褲，地攤上買的涼衫，一塊錢的塑料底驢臉鞋（兒子還是頭一回穿這時興貨，以前老是千層底）。但娃滿眼堅定，因為咱口袋里的這份通知書是一樣的。一離站，我便淚眼蒙眬，車早都看不見了，唯有我還久久地站在那兒……

如今，孫子都已經大學畢業了，但我仍然記著兒子高考上大學的情景，清晰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