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孟冬

  國東王氣凝蒲關，

  樓臺帖出晴空間。

  紫煙橫捧大舜廟，

  黃河直打中條山。

這是唐朝才俊李山甫對蒲州的詩意描繪。蒲州在唐朝，與京師長安、東都洛陽左近，又是北都太原（今山西太原）聯系兩京的戰略中間站，故而在地理形勢上就格外受到重視。

翻閱《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可以清楚地看到，蒲州在唐朝開元八年（720）便是“六大雄城”之一，次年，又升為“中都”，并置京兆官僚。因其處在黃河中游，號稱“河中府”，成了大唐王朝的“別都”。

也正是這一時期，蒲州城池被經營得“險峻且雄壯”。其前身，系秦始皇始行郡縣制的“蒲坂”縣城。眾所周知的“舜都蒲坂”，也指的是這座城。不過，曩時蒲坂縣城大概只是個土圍子。真正具備軍事防御意義上的功能，當是北魏遷都洛陽后精心打造的“關中之巨防”——蒲州城。

歷史上的蒲坂縣城或蒲州城，東、南、北三面浚有人工溝塹，西面以黃河護城。特殊的地理形勢和城池構造，使其成為秦晉要沖、關中鎖鑰。唐朝之前，無論春秋秦晉爭霸、戰國嬴秦統一六國，還是劉邦略定三秦、曹操西征關中，抑或北魏揚鞭南下、東魏西魏爭雄，以至李淵自太原起兵討伐隋煬帝，都在這里演繹了一幕幕讓人蕩氣回腸、改變歷史走向的故事。

因為此城西瀕黃河，于是不僅設有渡口，還時斷時續建有浮橋。渡口初名“臨晉”，后改名“蒲坂津”“蒲津”“蒲津關”“蒲關”。春秋秦晉之好，往來互通，采用的是舟船擺渡。后來，秦國公子針遭到秦景公猜忌，便悄悄在通往此處的黃河上搭建了一座“竹索連舟”浮橋，以投奔舅父晉平公。盡管，秦國這位公子一過河就拆了橋，但也是開創黃河建橋史的先例，并為戰國后期嬴秦統一六國在此架設浮橋渡軍，提供了難得的智慧光芒。包括七百多年后的東魏攻打西魏，隋煬帝繁榮關中地區物資交流，均借鑒之前黃河建橋經驗，在此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蒲州升為“中都”，與盛唐一起輝煌。其表現是城市功能健全完備，人口密度急劇提升，經濟貿易迅速發展，文化氣象異常繁榮。就連其地標性樓閣“鸛雀樓”，也成了文人墨客競相登臨的賽詩樓。一本《全唐詩》，就可以找到2118首吟誦蒲州的詩歌。還有聳立在城東峨嵋塬上的“普救寺”，則成了寒窗學子摩肩接踵祈愿參加科考能夠“金榜題名”的所在。這也為《鶯鶯傳》的誕生提供了地緣和文化基礎。

太平盛世，欣欣向榮。年富力強的唐玄宗，時刻都對蒲州投以關注的目光。蒲州不僅擁有全國最大的天然鹽池，而且還出產“桑落”美酒。“唐之富庶，鹽稅之半”，能不關注嗎？“蒲城桑落熟，灞岸菊花秋”，能不誘人嗎？這還不算優質桑麻的原料供給，能不倍加欣慰嗎？

然而，一條天然鴻溝——黃河，卻是唐朝京師長安與“革命根據地”太原的最大“隔斷”！鑒于此，就在提升蒲州行政建制的當年，審時度勢的唐玄宗下了一道詔令——改建蒲州浮橋。同時，讓兵部尚書張說擔任工程總指揮。

自春秋秦國公子針開創浮橋先河以來，這座橋梁經歷了多少次兵燹劫難，見證了多少次政權更迭？它一次次的復生與毀滅，都是歷史發展的見證，都是華夏文明的感嘆。但是，漫長的歷史始終沒有改變過它的容顏，沒有更高的科學技術來提高它的生命質量。因而，它只能以時斷時續的宿命浮蕩在歷史長河里。

面對蒲州竹索連舟浮橋“絙斷航破，無歲不有”狀況，張說深知肩頭責任重大，建議唐玄宗召集群臣研究決策這一重大項目的實施方案。于是，“（上）始下群議，乃鑄人、牛、山、柱，加維兩岸”。黃河奔騰，激流勇進的浪花為唐朝的勇氣熱烈鼓掌；斗轉星移，熱火朝天的景象為唐朝立起了一座里程碑。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官員現場督辦，物資堆積如山，燒火的似“飛廉”煽炭，冶鐵的似“祝融”理爐，干活的汗流如漿，圍觀的人潮如堵，其繁忙浩大場景宛如天神下凡。歷經三年櫛風沐雨，來自全國的能工巧匠匯集在蒲州創造了一個不朽傳奇。

新修的蒲州鐵索連舟浮橋，正式命名為“蒲津橋”，以全新氣象走進了如夢如幻的唐朝。開元盛世，憑借著雄厚國力和極高技術水平，創造了一個世界橋梁史上的奇跡。從此，這座跨河之橋再不用擔心春冰“流澌崢嶸”的侵襲，地方官吏再不用因為疲于修橋而遭到問責，渡河的人們再不用提心吊膽、戰戰兢兢。蒲州的天然食鹽、桑落美酒、優質桑麻，也再不用發愁費盡周折地運銷到兩京和更遠地區。

當然，這只是就其實際功能而言。若論它的文化價值則更加耐人尋味，就得深入整個華夏民族的精神世界里了。首先，于黃河兩岸分別鑄造四尊“鐵牛”為橋墩，就體現了農耕文明的精髓。牛是人們開展生產勞動的親密伙伴。人們不僅崇拜它的力大無窮和勤苦耐勞，更敬仰它的俯首拓荒和默默奉獻。這種精神，既是力量和品格，又是圖騰和魂魄。幾千年的農耕生活，牛何嘗不是勞動人民堅韌不拔、追求進取的精神之源呢！其次，每尊鐵牛身邊，分別置有一個體格彪悍的“鐵人”策牧，分明彰顯的是和諧融洽的勞動氛圍。牛的力量再大，亦須由人來駕馭，如此才會目標明確、方向穩準，才能將智慧和力量發揮到極致。再次，在鑄造鐵牛和鐵人的同時，還特意鑄造了“鐵山”和“七星柱”。鐵山，顯然是象征之物，起穩如泰山之意。但七星柱儼然天上“北斗七星”排列，用意就有些深奧了。古人善觀天象，以天文地理指導行為意識。他們認為，尊崇陰陽學說，追求天地平衡，才是生存發展和諧共生的基本原理。因而涉及建筑工程學，就有著非常明顯的表現。《易經》曰：牛象坤，坤為土，土勝水。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就是這個道理。那么既然牛在這里象征土、代表地，七星柱就自然寓意為“天”了。七星柱通體渾圓，彌罩著神秘的宗教色彩，是古人崇尚陽剛之氣的反映。剛，堅也，與柔相對。以陽剛之氣去克陰柔之水，體現的是古人治理水患的美好希冀。《辭海》對“剛”的解釋，說它通“犅”，是“牡牛”的特殊稱謂，即威猛雄健的“公牛”。可見，這粗壯的鐵柱不僅是牛的抽象符號，還向人們暗示這些鐵牛皆為雄性而非溫順的母牛。加上每個鐵牛后軸兩端精美的“蓮花”紋飾，都凸顯的是開元盛世蓮宗教（凈土宗）的興盛氣象。

以張說為代表的這一班人，經過集思廣益，巧妙運用陰陽平衡之理，不畏困難，科學攻堅，鑄造如此龐大的鐵質“神獸”，融天、地、人為一體，集儒、釋、道于一爐，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蒲津橋設施一派剛氣十足的模樣，敢情黃河水也只有溫順低頭了。我們不得不深深嘆服，唐朝改建蒲津橋是勞動人民“人定勝天”的具體表現，更是人類戰勝自然的偉大創舉。附著其上的不僅是閃光的智慧，而且包含著勇于創造的民族氣魄。

蒲津橋于公元724年竣工后，貫通了唐朝“革命根據地”太原和長安、洛陽的通衢大道。黃河兩岸鐵牛系纜八根鐵索，形成堅如磐石之勢。鐵牛造型，以黃土高原耕牛為模本，它們面朝黃河，呈“坐坡”蹲伏狀列陣，圓目似怒，豎耳聆聽，威武雄壯。策牧鐵人，或目光如炬，或神態安詳，造型各異，生動逼真。八根巨大鐵索，并排連接一百多只舟船，船上平鋪木板形成寬闊橋面。舟船兩端，置有防護欄桿，以索鏈相銜接；船頭繪有鹢鳥，象征著舟船永不沉沒。浮橋既成，文人墨客從此經過，無不興奮驚呼：橋如游龍，勢若長虹！應該說，這是一座力量之橋，更是一座精神之橋。

當然，感慨最深的莫過于張說了。三年來，身擔要職的他時常匆匆往返于長安和蒲州之間，在施工現場，人員選配，物資調集，環節流程，技術攻堅，后勤供給，哪一項不得他親自安排和拍板定奪？當時，全國年產鐵量100余萬公斤，而改建蒲津浮橋鑄造鐵牛、鐵人等鐵器，就用去了90余萬公斤。如此驚人的數字，可想而知當時蒲津渡口盛大的冶煉場面。盡管鐵產量能夠得到保障，但當時還沒有大量開采和使用地下煤呀！那么，這時候用什么燃料來把鐵礦石熔成鐵水，就成了一個棘手問題。唐朝著名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寫過一首《賣炭翁》，詩中老人所賣之炭當然不是地下煤，而是經過技術加工的“木炭”。因而不爭的事實是，鑄造鐵牛所用燃料當是木炭。可那得多少木炭呀！這，還不算鐵牛是怎樣一次澆鑄而成（專家判斷是失蠟法），以及那么多的舟船和鐵索，究竟是怎樣在河水流動的情況下與鐵牛成功連接！不敢想象，古代勞動人民克服了怎樣的艱難險阻，運用聰明智慧勝利完成了這謎一樣的偉大工程。

張說以文著名，如此躬身親為、披肝瀝膽，豈能不文思泉涌、飽蘸筆墨為后世留下華彩之作？既而，一篇洋洋大觀的《蒲津橋贊》流傳于世——

易曰：利涉大川，濟乎難也。詩曰：造舟為梁，通乎險也。域中有四瀆，黃河居其長。河上有三橋，蒲津是其一。隔秦稱塞，臨晉名關。關西之要沖，河東之輻輳，必由是也……于是大匠蕆事，百工獻藝……是煉是烹，亦錯亦鍛，結而為連鎖，熔而為伏牛，偶立于兩岸，襟束于中潬。鎖以持航，牛以系纜，亦將厭水物，奠浮梁。又疏其舟間，畫其鹢首，必使奔澌不突，積凌不隘。新法既成，永代作則。原夫天意，有四旨焉。濟人，仁也；利物，義也；順事，禮也；圖遠，智也。仁以平心，義以和氣，禮以成政，智以節財。心平則應諧百神矣，氣和則感生萬物矣，政成則乂文之經矣，財節則豐武之德矣。故天將儲其禎，地將阜其用，人將盈其力，圣皇之道，乾乾翼翼，觀藝無窮，詠功而無極。

一座浮橋，在文人筆下，華夏民族所推崇和踐行的仁、義、禮、智、信都涵蓋其中，這能不讓人肅然起敬和深深思索嗎？

從此，蒲津橋成了蒲州城的一座重要設施，成了蒲州地面一座著名文化景觀。

唐朝改建的蒲津橋，堅固而耐用。可惜的是，后來竟毀于金元大戰。元朝建立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蒲州黃河段主流搖擺不定。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經過蒲州時寫道：此城繁盛一如大都會，居民皆為偶像教徒。城外河面寬闊水深，不能建橋以渡。可以看出曾經多么繁盛的蒲津橋，這時候唯獨留下幾尊鐵牛注視著黃河，靜聽著濤聲。鐵牛失去了實際作用，人們便將其稱為“鎮河鐵牛”。老百姓說：站在城樓用目觀，八個鐵牛鎮河灣。河神水怪嚇破膽，秦晉百姓保平安。而這時候要解決水上交通問題，就只能采用舟船擺渡的辦法了。到了明朝成化至萬歷年間，黃河倒岸更加頻繁，蒲州城常常受到洪水侵襲，以致“河決關毀”，西岸鐵牛落入水中。清朝末期，東岸鐵牛也漸漸被黃沙淤埋。至此，黃河鐵牛便消失在人們的視野里，成了一個傳說。

1959年，新中國興修三門峽水庫，蒲州城處于蓄洪淹沒區。在政府號召下，蒲州城內居民全部搬遷。城池險峻、樓臺崔巍的蒲州城，淪為一片廢墟。

時間到了1988年，永濟考古人員根據清朝乾隆版《蒲州府志》關于蒲津橋的記載，在蒲州城遺址之西開始探尋鐵牛。一年后，位于黃河故道東岸的四尊鐵牛，被挖掘出土。

千年“神獸”，容光煥發，霎時就成了爆炸性新聞。五湖四海的人們紛至沓來，以虔敬之心觀瞻它的雄偉氣度，尋覓從大唐王朝奔騰而來的河流！考古專家來了，橋梁專家來了，水利專家來了，雕塑專家來了，冶金專家來了，科技專家來了……置身在黃河古渡碼頭旁，他們驚嘆于古代勞動人民的聰明智慧；面對力拔泰山之勢的鐵牛，他們震撼在中華民族的精神圖騰氛圍里……

黃河鐵牛的重見天日，讓今天的人們可以穿越到大唐王朝那個異常繁榮的開元盛世，也比較清晰地感受到了那個時代勞動人民的偉大創造精神。因為，中華民族深邃的文化基因，盡在古蒲州今永濟展示無遺。四尊鐵牛個個“一元大武”的雄姿，以及呈矩陣式的排列氣度，無不彰顯著中華民族大無畏的斗爭精神。經專家測量，每尊鐵牛身長都在3米以上，高約1.56米，重約70噸。四個鐵人，造型各異，栩栩如生，分別代表回鶻（維吾爾族）、吐谷渾（蒙古族）、吐蕃（藏族）、漢族，系盛唐民族大融合大團結的見證。尤其漢族鐵人，身著大翻領上衣，成了歐洲“西裝”起源于泱泱華夏的鐵證。

滄桑未改牛脾氣，進退還憑鐵骨頭！大唐王朝中都蒲州蒲津橋鐵牛設施，象征著中華民族的魂魄。這種魂魄，就是繼往開來的精神氣度；這種魂魄，就是勇于挑戰，不向困難低頭的頑強斗志；這種魂魄，就是善于負重前行，不怕艱難險阻的堅強定力；這種魂魄，就是敢于創新創造，不負時代使命的英勇拼搏；這種魂魄，就是追求包容團結，以非凡氣度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精神。憑著這種精神，中華兒女以錚錚鐵骨創造出一個又一個傳奇，書寫著一段又一段精彩的歷史。

古城，古渡，古橋，為盛唐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如今，作為國務院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蒲津渡與蒲州故城遺址”已被國家文物局納入“十四五”大遺址保護利用規劃。相信這一重要文化遺產，在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過程中必將發揮積極作用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