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柱

《詩經》曰：“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母親就是媽媽，人之至親也。在我國歷史上曾有過許多偉大的母親，如“三遷處、斷機杼”的孟母，“截發延賓”的陶母，“背上刺字”的岳母等等，不一而足。值得注意的是，上個世紀的運城地區有一位偉大的“革命媽媽”——解縣南關的蘇媽媽。

在解縣（今運城市鹽湖區解州鎮）南關住著蘇氏一家。丈夫蘇文運不幸英年早逝，剛強的妻子侯多女帶著四個子女辛勤勞作，省吃儉用，供養他們上學，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然而她慈祥敦厚，“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對和自己女兒蘇蘭花（后改名蘇明）同在解縣女高上學，家離城較遠的進步女同學關愛有加，照顧周到。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侵華日軍大舉侵犯，山西時局日緊，太原古城人心惶惶。湖南籍革命戰士周逸隨父多年客居太原，盧溝橋事變后，其父親擬帶領全家返湘避難。當時的周逸已經秘密入黨，她想，黨員的行動必須服從組織的安排，便借口要在太原讀書選擇留了下來。不幾天，年僅十七八歲的周逸受組織派遣去晉南解縣犧盟會工作，聽說母親和姐姐尚在臨汾，便趕去和她們一同來到解縣。犧盟會安排周逸住在縣城南關蘇媽媽家。蘇媽媽的大女兒蘭花是女高學生，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因學校停辦輟學在家。她比周逸年小一歲，親切地稱周逸為姐姐。據周逸回憶，“蘇蘭花的母親和善好客，對革命非常支持。我母親一來，她們很快就熟慣了，除生活各方面熱情照顧外，還一再勸我母親和姐姐留在解縣。實在留不住時，又再三安慰我母親把心放寬，說她會像對待蘭花那樣照顧我的。我和蘭花在犧盟會（駐地解縣文廟）工作，整天忙得沒明沒夜，縫縫洗洗的事全靠蘇媽媽操持。我有時頭疼腦熱，她就給煎藥熬湯，精心護理。她怕我吃粗糧不習慣，隔一段總要做一點好吃的，親自送到文廟犧盟會辦公的地方……”

1938年春，解縣淪陷前夕，周逸、蘇蘭花奉命帶領自衛隊上山打游擊，蘇媽媽不但沒有阻攔，還把蘭花的弟弟蘇雷生也送到自衛隊，參加打游擊，并要周逸和蘭花她們放心，還說只要趕走日本鬼子，就比什么都好，她領著小弟小妹一定能過得去的。是年3月4日，日寇的鐵蹄踏進了運城和解縣，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鬼子要占用蘇家大院作為飼養馬場，蘇媽媽死里逃生，無奈帶著小兒小女到東膏腴村投親避難，從此過著寄人籬下的難民生活。抗戰期間，蘇媽媽為自己和兒女的生活奔波操勞，為戰斗在抗日前線的長女和大兒子擔驚受怕，日夜煎熬。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全國人民高興，蘇媽媽也高興。她不顧年老體弱，徒步趕回了縣城老家。一進家門，滿目瘡痍，好端端的一個家被侵略者洗劫一空，面目全非。剛強的蘇媽媽沒有被困難所嚇倒，她自強不息，艱苦奮斗，帶領子女收拾整理，重建家園。

1946年年初，在黨組織的幫助下，蘇媽媽聯系上了數年未曾謀面、戰斗在抗戰前線的大女兒蘭花。她喜出望外，徒步秘密前往解放區看望女兒。蘇媽媽的行蹤后來被閻錫山特務發現，多次來到蘇家搜查。面對反動派的威逼利誘，蘇媽媽愛憎分明，堅貞不屈。特務用鐵棍打，她不畏強暴，敵人以小惠利誘，她初心不改，始終堅守了秘密。

1947年解縣解放后，人民政府成立了。蘇媽媽歡天喜地、心花怒放，高興地把自己的名字“侯多女”改為“侯換新”。筆者由此想到了毛澤東主席的詩句：“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詩人興會更無前”“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油然生發人民領袖愛人民，領袖和人民共心聲之感慨。蘇媽媽從來沒有這樣興高采烈，精神煥發，她積極參加慰問人民子弟兵活動，幫助政府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不久后，蘇媽媽家被確定為“光榮軍屬”，人民政府給她送糧送炭，解決生活困難。蘇媽媽很是感激，教育其子女永遠不忘黨的恩情，永遠跟著共產黨走！

在蘇媽媽的親切教誨和大姐大哥的影響下，蘇媽媽的小兒子蘇云生學習努力，追求進步，向往革命，1948年加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49年1月在西北行政干校學習，被編入第一野戰軍第二梯隊四大隊，參加解放大西南戰役。

蘇媽媽生在舊社會，長在苦水中，受盡磨難，飽經風霜，勤勞儉樸，剛強堅貞，思想開明，擁護革命，硬是將四個子女拉扯成人，還冒著流血犧牲的危險，先后把三個子女送往抗日前線和解放戰場，只留下有病的小女兒陪伴自己，為新中國成立頂起了中國婦女的半邊天。她胸懷廣闊，情操高尚，毫不利己，一心為國，像中條山那樣堅強擔當，又如鹽湖水那樣親和包容，深得人們的敬仰和愛戴。

物換星移，幾十年后，從中央黨校離休，曾任黨建教研室主任、全國黨建研究會副會長的周逸仍然滿懷深情地說道：“我一到解縣就遇上了這樣一位革命媽媽，實在令人欣喜，實在叫我感動不已。離開解縣幾十年，我無時不在懷念她老人家，懷念這位為革命作過貢獻的老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