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群韜 侯杰

灌陽關帝廟，又稱武廟、西關協帝祠，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古灌陽縣城郭西門外，即今灌陽鎮解放路，毗鄰縣直一小東南側。現存廟宇建筑坐西北朝東南，整體保存狀況較好，為廣西第五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省級文保單位）。據關帝廟內現存的碑刻資料可知，該廟最早曾于明萬歷四十八年重修，后又于明天啟元年、崇禎三年、清康熙三十五年等時期經歷多次修繕、補葺。清康熙《灌陽縣志》地圖上的城關西門外也標有這座關帝廟。

灌陽關帝廟正殿供奉關圣帝君，即蜀漢將領關羽，廟內留存有萬歷四十八年《關圣帝君廟貌碑題》、天啟元年《西關協帝祠雕粧關圣帝君引》（碑額題為《關圣天尊碑題》）、崇禎三年《鼎建關祠公廳碑記》等十五通明清時期碑刻資料，詳細記錄了該廟的歷次修葺情況、參與人群構成及相關祭祀活動，頗具史料價值。其中，天啟元年《西關協帝祠雕粧關圣帝君引》記載關帝廟中供奉“西關故祠像”之外，又“鐫繪圣像一尊，冠曰冕旒，眼曰華袞”的具體形態。萬歷四十八年邑人劉大縉（萬歷十六年戊子科舉人，歷任云南歸化縣知縣、蒙化府同知，今灌陽徐源劉氏家族先祖）撰寫的《關圣帝君廟貌碑題》則突出體現了灌陽關帝廟與傳統禮俗文化的緊密關聯，其具體呈現的歷史文化內涵包含了國家祀典之“禮”、民間信奉之“俗”兩大文化要素。

劉大縉的碑文論及了關羽崛起于東漢末年、神武忠義之功績，及后世對其的尊崇、贊頌。據相關史籍記載，關羽因“忠義千秋”的氣節，自北宋以降受到歷代統治者大力推崇、褒揚，地位不斷上升。至光緒年間，對其累加封號已至26字：“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圣大帝”。與加封尊號相對應的，是國家祀典對關帝的高規格官方祭祀：從中央至地方皆定期派官員到當地的關帝廟致祭。至清代，關帝祠廟成為官方正統祭祀的重要內容。官方祭祀關帝之目的，一方面在于借助其神力護佑本朝國運之興盛，這屬于信仰層面的動因，正如劉大縉所謂“我明即漢室”“與明造福”的期望；另一方面則是基于對其忠義仁勇精神的認可和推崇，以廣泛修建關帝祠廟、定期祭祀的方式，標榜宣揚忠義道德、淳化士風民俗，有助于推行傳統道德教化、維系社會禮法秩序的穩定，這屬于社會層面的現實功能。當然，這兩個方面的因素最終都指向了捍衛本朝統治利益這一根本立場和現實目的。

實際上，關帝不僅受到歷代國家政權的推崇，也成為儒、釋、道三教共尊之神：作為古代國家祀典和禮制的主導者，儒家士大夫等知識分子對關帝極為推崇，尊稱其為“武圣”，地位幾乎與儒家至圣先師孔子（文圣）并列；佛教尊稱其為“僧伽藍摩菩薩”“護法伽藍”，以其忠義勇武守護佛法；道教則尊稱其為“崇寧真君”“關圣天尊”“關圣帝君”。可以說，作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傳統主體的儒、釋、道三教，都對關帝的道德品質、圣賢地位和現實的社會教化意義給予了充分認可和積極推崇。

另一方面，劉大縉在碑文中記載“善信徐子一言、陳生弘猷、吳子鳴鳳等奮起捐資，重修廟宇”的事實，則反映出一般民眾的修廟尊奉行為。徐一言、陳弘猷、吳鳴鳳等善信在“遵奉新式，舉圣像而新之，列于舊像之左”，又“同會眾等同塑一尊，列于舊像之右”，即增塑了兩尊關帝圣像，這樣一來，當時的灌陽關帝廟中實際上有新舊塑像三尊：舊的關公圣像居中，兩尊新塑的關帝圣像列于舊像之左右。這種在重新修葺廟宇時保留舊像不動而在旁側增塑神像（同一神靈）的做法，是明清時期民間社會常見的信仰現象，突出反映了基層民眾“多多益善”的淳樸觀念。實際上，區別于國家祀典之“禮”，一般民眾的信奉活動更多地蘊含著民間“俗”文化的內在邏輯。

明清時期，隨著國家正統教化體系在地方上的持續深入推行以及《三國演義》等小說和各種“三國戲”“關公戲”的廣泛流傳，關羽“義薄云天”“忠義千秋”的高大形象在中國民間社會家喻戶曉、影響深遠，關帝祠廟遍天下。在一般民眾的認知和理解中，關老爺不僅是忠義神武之化身，而且還具有司命祿、主財運、賜福保安、治病驅邪、降雨甚至送子等法力，可謂是“全能”之神。明清時期許多鄉村還流傳著遇到旱年就到關帝廟祈雨的信仰習俗，有“關老爺磨刀就下雨”之說。每逢農歷六月二十四“關老爺圣誕”，不少地方的關帝廟還要舉行盛大的廟會，民眾進廟燒香、供奉祭品，向關老爺祈福，有時還會獻演戲劇（通常包含一些“三國戲”）。可見，民間社會對“關老爺”的信奉、祭祀，本質上是一種民俗文化傳統，并且與地方習俗密切相關，具有豐富而深刻的人文內涵。

總的來看，灌陽關帝廟的歷史與傳統禮俗文化聯系緊密，廟內現存的《關圣帝君廟貌碑題》突出反映了國家祀典之“禮”、民間信奉之“俗”在地方關帝祠廟修建和崇祀活動中的實際關系。不難發現，對于關帝廟這一文化符號，古代國家祀典所承載的官方正統禮法體系與民間信奉活動所遵循的地方習俗邏輯實際上是以兩個不同的層面展開，各有側重，又相互交織，實現了“禮”與“俗”的結合，共同構成了地方關帝祠廟禮俗文化傳統的豐富內涵。 （《民族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