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建順 李建錄

碑刻始于何時，無從考證。據古代文獻記載，早在商周時期就出現了碑刻?！赌印芬粫驮啻翁峒啊爸谥癫?，鏤于金石”。劉勰《文心雕龍·誄碑》中就有這樣一段記載：“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勛績。而庸器漸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可見碑刻在上古帝皇時期就已出現，而且還承載著重要使命。河津目前發現的碑刻遺存，最早的是《北魏青砂石造像》（386～534年），其次就是《薛公墓志銘》（662年）。

綿延幾千年的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強大精神支柱。中華五千年文明孕育著光輝燦爛、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經過舊石器、新石器時代的漫長發展，人們不僅創造了賴以生存的石質用品，還創造了表達其思想與追求的石刻藝術形象。特別是碑刻，作為文字的重要載體，被廣泛應用，如摩崖、碑碣、畫像石、石闕、石經、墓志、造像、石幢、法帖，等等，不同形式的石刻作品琳瑯滿目，比比皆是?！斗矊S金石叢稿》中說：“刻石之風，衍于秦漢之世，而極盛于后漢。隋唐承北朝之余風，事無巨細，多刻石以紀之，自是以后，又復大盛，于是石刻文字幾遍全國矣?！笔蹋韵惹匾恢毖诱怪两瘢延袃扇甑臍v史，就其文化積累，可謂浩如煙海，其價值之高，早已被譽為“石頭之書”“刻在石頭上的歷史”，備受世人垂青、珍重和利用。這里僅就碑刻的種類、用途及價值略述一二。

碑，有狹義和廣義兩種解釋。從狹義來講，它是專指石刻種類中的一種；廣義來說，它泛指各種形制的石刻。從金石學的角度來講，通常是從廣義方面來理解。清人葉昌熾在《語石》中說：“凡刻石之文，皆謂之碑，當是漢以后始?！笨磥肀暮x早已約定俗成。

還有一種就是唐宋以來，有匯刻歷代帝王、名家書跡于木、石之上，稱之為“法帖”。本文議及的“碑”就是泛指石刻中有文字或圖像的石質載體和這種“法帖”。

“碑”與“帖”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碑是碑，帖是帖。前人概括為“豎石為碑，橫石為帖”，具體不同之處，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為功用不同。刻碑立石是以期達到“寄堅貞之石質，永垂昭于后世”的愿望。而法帖則是以傳承、學習與欣賞書法為目的。因而復制歷代帝王、名家法書成為人們一種有意識的書法活動。

二為內容不同。碑刻文字通常是以記功頌德、追述世系、紀事等為主要內容，其行文有一定的格式和內容要求。而帖是以匯集、摹刻帝王、名人法書為主要內容，以書法優劣為選擇標準，精者片紙楮素，只字皆收，其書寫內容多為往來信札與詩文等。

三為書體不同。碑的書體早期皆為莊重肅穆的篆、隸、正（楷）書，及至唐太宗李世民御筆揮灑，以行書書丹上石，始有行書之碑；草書除武則天所書《升仙太子碑》外絕少見之。然而，刻帖尤以小楷及行、草書體者居多。

四為形制不同。碑的形制為長方形，豎于地面，上覆碑額，有圓頂、方頂、尖頂之分，下面還有碑趺，分龜趺、方趺之制；碑高幾丈有余，中間或有穿孔，可四面刻字。帖的形制為橫石，通常高尺許，只有正面刻字，無四面刻字，更無趺、無額、無穿孔，一般都鑲嵌于壁間。此外，帖有木刻，但碑沒有。

五為上石之法不同。碑通常是采用書丹上石，（現代當然有用電子掃描上石法）。而帖是摹勒上石，二者有本質不同。

六為刻法不同。碑經過書丹上石，刻工可因循刀法之便直接奏刀，筆畫方峻狠直，刀石之意味較濃。而帖經摹拓、勾勒上石后，刻工是不允許有絲毫脫離原作而任意奏刀的自由，皆須忠于原作，盡力使之畢肖。

碑刻在我國古代不僅出現很早，而且由于在社會生活中應用廣泛，于是衍生出繁多種類。僅以刻有文字的碑來論，常見的有功德碑、記事碑、墓碑、造像題記碑、題名碑、宗教碑、詩文碑、書畫碑等。每一類碑還可細分為很多種。如記事碑就可以根據內容及功用不同分為十幾個類型，如官方的詔書文告碑、民間的修橋建廟碑、鄉規民約碑、地界契約碑、祈福求雨碑、家族祠堂碑等。河津從古至今遺存的碑刻種類繁多，涵蓋廣泛，無所不有。現已發掘的碑刻主要有宮廟碑、記事碑、墓碑和墓志銘碑幾大類。如元代（1357年）創修上生院記碑、康熙元年（1662年）題禹門碑、元代史遷墓碑、懷遠大將軍墓碑、卜子夏墓碑，還有現代的河津縣城遷移記碑等250余通。

碑刻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蘊涵著豐富重要的價值。

一是碑刻有著彌補史實、校訂史料的價值。過去，大凡改朝換代，必修前史，故于本朝不利者，皆刪除篡改，正史典籍中亦有不盡可信之處。然碑帖之文，皆為當時所刻，或埋于地下，或置于荒野，或葬棄于古塚墓室，一般來不及篡改，所以，可用于校訂史實。如2002年被國家文物局列為禁止出國展覽的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就為我國留存了一段珍貴的歷史記憶，成為研究古代基督教早期傳播到中國，并在中國發展的不可或缺甚至是無以替代的文獻，彌補了中西交往的這段珍貴史料；2004年在西安附近發現的井真成墓志碑，對研究古代中日文化交流歷史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更有2020年，陜西考古研究院發掘的唐代元大謙妻羅婉順的羅婉順墓志，由汝陽郡李璡撰文，顏真卿書丹。李璡的母家元氏一族系北魏昭成帝之子常山王拓跋壽鳩的后裔，而元大謙、元大簡兄弟系常山王第七代孫，大謙還曾任絳州龍門縣令。這應該是河津古縣志從未涉及的一則重要文獻內容，對研究河津古代的歷史價值非凡。

二是碑刻有著文獻?？钡膬r值。過去的文獻典籍多為輾轉傳抄，或有遺漏謬誤之處，可以與石經拓本校之，足可更正補遺。如蘇軾撰并正書之宿九仙山，“暫”，《蘇東坡全集》則作“一”；“春”，《蘇東坡全集》作“香”；“半夜”，《蘇東坡全集》作“夜半”。詩文上石后未經改動，當以石刻文字為正。

三是碑刻有拾遺補闕的價值。碑刻所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天文、地理、宗教、祭祀、禮儀、政治、軍事、醫藥、世系、傳記、風土人情、筑路造橋、買地劃界等無所不包，可以說就是一部“萬有文庫”。特別是秦漢碑碣以降，與雅頌同文，故載之，亦不乏鴻篇巨制，尤其是刻帖多為名家詩文詞翰，細品文意，以石刻文字為優，實可豐富、彌補歷代文學體裁之缺失。如被毛澤東贊譽的“不朽之文，傳不朽之人”的魯迅，一生唯一為河南曹植甫手書教澤碑文。又如河津西窯頭村關岳廟記碑文，由馳名歷史學家喬鶴仙和山西大學首任校長、教授李亮工的老師、理學大師周自道撰文、書丹上石。

四是碑刻有考辨文字源流的價值。文獻記載以籀文為最早，然而不見其原物，何以知籀、篆之形，而更不知三千余年前甲骨文之為何物？非得碑帖、甲骨實物方可考文字的源流之始末。如新絳縣博物館收藏的唐代碧落碑，就用了倉頡、史籀、秦篆三個時期的古文字，假借轉注甚多。宋代郭宗恕著《汗簡》中，就收錄了此碑中的古字。清編《六書通》，也把碧落碑作為字源之一，對保護我國古文字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

五是碑刻集書法之大成。中國的紙雖然在東漢晚期就已發明，但能夠流傳下來的最早書于紙上的文字，現僅有西晉陸機的《平復帖》。書法，除墨跡外，碑刻為大宗，特別是以周鐘鼎、秦刻石為標志的古雅篆書，書法大者盈尺，如“泰山石峪”，小者如豆，如晉唐小楷。歷代名家篆、隸、正、行、草書，各種書體無不涵蓋，碑帖可謂是書法藝術的最大寶庫。特別是湖南浯溪，摹崖石刻的《大唐中興頌》（顏真卿書）《大宋中興頌》和《大明中興頌》，由前代圣賢的手澤真跡，蒼崖丹壁，點畫猶然，雄文健筆，煥然古今。

還有河津保存的曾為孫中山逝世書挽聯的民國大書法家、時稱華北第一鐵筆趙昌燮書丹的卜子夏墓碑。

綜上，碑刻是多種藝術的結晶。首先是專門的一種文體，形式嚴謹，構思精巧，語言優美，典雅不俗，成為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如韓愈的柳子厚墓志銘，蘇軾的表忠觀碑，其文多由書法家書寫，成為書法藝術的典范之作和模本；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顏真卿的多寶塔碑等。其次，碑的紋飾雕刻別具匠心，堪稱藝術佳品。而且，碑刻多為旌表紀功，以冀傳之后世而作。其所刊文字，或彰顯神靈、祖宗的功德，或紀念英雄的偉業，如天安門廣場聳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使之與山川大地一樣永遠為華夏兒女所崇敬。還有四部典籍、政治、宗教等高文大典，其意皆為傳播當世，遞之不朽。其所刻圖像，不論是文王、周公，還是孔子，孟子，也不論是老子、佛祖，還是彭祖、關公，無一不是明君、忠賢等正面形象。其所刻動物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靈，有驅邪避災，祈福之用；其邊飾卷革紋忍冬、牡丹、石榴、荷花、菊花、蘭花等，多為耐寒、富貴、高格、偉岸的代表，內容嚴肅規整，圖飾華美典雅，文書俱佳，皆堪稱藝術佳作，都是歷史文化、文學藝術史上的奇葩。

“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我們現在大力倡導、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愛國主義精神，應該大力發揚光大優秀的碑刻文化，保護碑刻文化資源，彰顯碑刻文化底蘊，賦能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復興，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夢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