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產業結構的報道并不罕見，但在臨猗產業結構調整的采訪中，我們印象最為深刻的，卻是其驅動改革的方式——

無論是市場這只無形的手，還是政府這只有形的手，都處在合適的位置，各自充分發揮著作用。

如今，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容易改革的“低垂之果”已經摘完，只有政府、市場“兩只手”協同發力，且配合無間，才能摘得改革難度更大的“高懸之果”。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論及兩者關系，英國經濟學家劉易斯《經濟增長理論》一書中的一句話經常被人引用：“政府的失敗既可能是由于他們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他們做得太多。”對政府而言，社會要求他不能缺位、越位，又要積極作為。

經濟發展的核心命題是對資源特別是稀缺資源的分配，有史以來最主要的資源分配主體就是政府與市場。但政府干預多了會降低資源利用效率，最極端的就是計劃經濟；放手不管，崇尚市場的自由主義，又會陷入無政府主義的困局，其危害不亞于計劃經濟。

對政府和市場的認識，我們都經歷了從迷信到反思的過程，現在人們都知道，每一只手都有失靈的時候，也沒有哪一只手可以獨立支撐經濟的健康運行。依靠40多年來的市場啟蒙與改革洗禮，我們逐漸清醒地認識到，更好地配置資源離不開市場也離不開政府。正如十九屆五中全會對兩者關系的最新表述：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更好結合。

說到底，我們要以有效市場為歸依，還要以有為政府為前提。推動兩者更好地結合，就是要找到兩種配置資源方式的最佳結合點。

臨猗的這輪產業結構調整，最大的亮點就是政府與市場都找到了自己合適的位置，找到了協調發力的結合點。

種什么，怎么種，政府不再大包大攬，代替農民決策，而是以市場為引導，給農民充分的選擇自由。采訪中，我們發現每個個體看似不同的選擇背后都有著供求關系、市場前景、投入產出等等相同的市場邏輯。

政府一方面是在市場有效范圍內的無為，另一方面卻是在基礎設施、品種、技術、發展環境方面的更有為。不想種糧想外出務工的，通過市場化的新型經營主體解決種地問題，同時提供職業技術培訓提高務工收益；想種糧的，提供社會化托管服務和更好的耕作條件；還想種果的，提供新技術、新品種、新模式，降低果園升級的成本，提高果業效益……

這一切綜合起來，可稱為產業政策。臨猗縣通過政府與市場的聯手而為，抓住果業和糧食產業的瓶頸問題，消除制度性障礙，培育生產要素市場，維護市場競爭優勝劣汰，提高了生產要素的供給潛力和農業資源的配置效率，也從供給側提高了縣域經濟的增長率。

將70萬畝的傳統果園縮減至40萬畝的“三新”果園，“騰挪”出30萬畝寶貴的土地，在此過程中還要保證果農效益不減少和臨猗果業這一支柱產業的競爭力不削弱。整體上看，這是一種只有獲益者沒有受損者的“帕累托改進”。當然，隨著改革“低垂之果”逐漸摘完，那些標志著改革“深水區”的“高懸之果”就成為必須被攻克的對象。當改革出現利益受損者時，我們就需要以分擔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紅利的方式，通過改革收益來補償受損者，甚至通過社會的保障體系來為改革的順利推進創造條件，在這方面，政府需要做的可能會越來越多。

改革沒有止境，產業結構調整也沒有“完成時”，在政府有為和市場有效間尋找均衡，更精準、高效地推進改革——這就是臨猗此次“果轉糧”調整帶給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