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日，國家統計局發布數字，2021年年末全國人口14126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48萬人。

人口專家斷言人口直接影響著國家經濟的增長，其中以兩個時間點為轉折點。第一個轉折點以15歲—59歲人口數量到達峰值并開始負增長為標志，我國已于2010年出現。第二個轉折點以總人口數量到達峰值并開始負增長為標志，這個時間點已經近在眼前。

驅動中國經濟觸底反彈、創造奇跡的改革開放，細作分析，其實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資本、技術，幾乎可以算作成功的主要原因。這其中，別的國家不可比擬的勞動力資源，成為改革開放首先開掘的富礦，也是改革開放得以順利推進，并參與國際市場分工與競爭的最大比較優勢。

而這個傳統的勞動力優勢，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總人口數量的相繼達到峰值并開始負增長，已不再明顯。甚至，因為人口的“回聲效應”，往日的勞動人口規模的比較優勢，如今逐漸成為“全球最大的老齡化國家”“未富先老”的新難題。

勞動力比較優勢發生變化，資本報酬水平下降，傳統意義上驅動經濟增長的動能正發生變化。

但我國現在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臨“中等收入陷阱”，面對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迭躍。舊動能式微，新動能何在？

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是提高潛在增長率。

以前推動經濟增長，我們主要靠的是生產要素的投入，而現在要改為生產率的提高；以前主要通過大規模勞動力轉移資源重新配置來提高效率，而現在需要依靠創造性破壞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提高生產率，特別是生產率中的全要素生產率，才是新常態實現經濟新增速的新動力。

所謂全要素生產率，即在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水平不變的條件下，所實現的額外的生產效率。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有兩種辦法，首先就是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即將生產要素由低生產率領域配置到高生產率領域。

比如，農村富余勞動力離開農業生產進入工業生產領域，同樣數量和質量的人力資本就通過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獲得更高的生產率。

而在現實中，總有一些這樣或那樣的東西影響著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領域向高生產率領域順暢流動和低成本配置，我們稱之為障礙。特別是一些肉眼看不見，但影響實實在在的障礙，專家們將其稱為改革的“深水區”和“掛在高處的果子”，是為“制度性及體制機制障礙”。

以勞動力的更高效率配置為例，近年來，我國的戶籍制度改革、城鎮化建設、農業社會化托管服務、技能培訓等等工作，其實都是在一個個細小切口上對這些體制機制障礙進行消融和破解。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另一個辦法，是科技創新。

創新是五大發展理念之首，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這些都毋庸多言。需要注意的，是對創新過程特別是“創造性破壞”的把握與理解。

在正常的市場環境下，各個市場主體以創新為主要手段，以資源的配置效率為標準展開競爭，實現生產要素最高效率的配置。在這個優勝劣汰的過程中，生產效率低的市場主體離開市場，給別的市場主體騰出市場空間和生產資源。

但在優勝劣汰的過程中，政府往往會面臨選擇的難題。作為一個區域就業、稅收的主要貢獻者，企業一旦面臨困難，無論是出于理性還是感性，人們都有著出手相幫的理由或沖動。但問題是，我們很難非常準確地判斷面前的企業是暫時性面臨困難，還是僅是走向死亡的開始？也不知道麻煩纏身的企業只是需要一個雪中送炭又會陽光燦爛，還是已經行將就木在做告別世界之前的垂死掙扎。

每一個粗略懂得幾個經濟學術語的人都能輕易斷言，我們就是要盡可能地通過市場主體在市場上順暢地進入、退出、拼殺，最終實現優勝劣汰，實現生產要素和資源向更高效率的地方配置。但在復雜難辨的現實中，在摻雜地方利益、經濟大勢、產業方向、人生經驗、個人情感的綜合判斷中，往往作出正確的選擇會非常困難。

無論如何，從更長遠的目標來看，危機本身也是一種“機”，雖然是危機，但有“機”總比沒有“機”要強。

我們目前面臨著經濟增長動能的轉換，肯定會給我們帶來不小的壓力甚至是不確定的風險，但從國家經濟的長遠增長來看，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來看，從我們更需要的最可持續、最健康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方式來看，從我們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現實需要來看，頂著必要的壓力和付出必要的代價，是值得的。

所以說，不要浪費任何一次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