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敏燕

紀律嚴明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顯著標志。馬克思尖銳指出：“我們現在必須絕對保持黨的紀律，否則將一事無成。”列寧強調：“黨的紀律是鐵的紀律。”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始終以鐵的紀律作保證，從百年前南湖的一葉小舟發展為今天的巍巍巨輪。系統梳理一百年來黨的紀律建設的歷程和經驗，深刻認識黨的紀律建設的重要性和長期性，對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從嚴管黨治黨具有重要啟示作用。

中國共產黨紀律建設的歷史演進

早在創建時期，我們黨就十分注重黨的組織紀律建設。1920年9月16日，在法國留學的蔡和森寫信給毛澤東，提出了建黨主張，并強調黨要有嚴格的紀律，“黨的組織為極集權的組織，黨的紀律為鐵的紀律，必如此才能養成少數極覺悟極有組織的分子，適應戰爭時代及擔負偌大的改造事業”。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紀律建設：

1921年7月，黨的一大召開前夕，陳獨秀給出席會議代表寫信，提出幾點意見：“一曰培植黨員；二曰民主主義之指導；三曰紀律；四曰慎重進行發動群眾。政權問題，因本黨尚未成立，應俟諸將來，而先盡力于政治上之工作。”希望會議鄭重地討論。

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第一次談到監督問題：“地方執行委員會的財政、活動和政策，必須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還規定“在黨處于秘密狀態時，黨的重要主張和黨員身分應保守秘密。”

黨的二大通過的《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進一步對黨的紀律作出了規定，強調要組成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大黨，必須嚴明兩大紀律：一要深入群眾，“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里面去。”二要有嚴明的組織與訓練，“黨的內部必須有適應于革命的組織與諫訓（訓練）。”

黨的五大成立了我黨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級的紀律監察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第一次提出嚴格黨的紀律是全黨最基本最重要的義務，標志著黨的紀律監察制度的初步形成。

井岡山時期，毛澤東首次向部隊提出了“三大紀律”，之后又提出“六項注意”，隨著形勢的發展，“三大紀律六項注意”進一步擴充固定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成為全軍鐵的紀律。

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黨的紀律要有強制性，為此，“還須制定一種較詳細的黨內法規，以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這是我黨最早提出建立黨內法規的任務。全會第一次完整提出“四個服從”的原則。

延安整風初期，毛澤東提出“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使得黨的路線有了堅強的紀律維護，也使得黨的建設有了重要的紀律保障。

七大黨章第一次把黨的紀律寫進總綱，第一次將“四個服從”作為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四項基本原則之一寫進黨章，第一次明確黨員的義務和權利，第一次明確了對違紀黨員的五種處分的規定，第一次專設“黨的監察機關”一章。這說明，黨對紀律檢查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為新中國成立以后黨的各級紀檢機關的建立和工作開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提出了“兩個務必”的要求，同時還提出“六不”規矩。這些紀律和規矩，對于我們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進而順利轉變為在全國執政的執政黨，有著重大意義。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總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經驗時強調，首要的武器就是有“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

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總之，嚴明的組織紀律是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的一大法寶，是取得革命成功的重要經驗。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的紀律建設：

1949年11月，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成立。

1950年開始全黨整風。

1951年開展“三反”“五反”運動。其間，發生了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案，這是新中國反腐第一案。毛澤東親批斬殺令，并講道：“治國就是治吏！”

1955年，為進一步加強黨的紀律，特別是防止高、饒反黨聯盟事件重復發生，監察委員會成立，紀律檢查委員會撤銷。

八大黨章進一步規范了對黨員處分的種類，即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這五種處分種類一直沿用至今。八大黨章還單列一章，對黨的監察機關進行規定。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九大黨章、十大黨章都取消了對黨的監察機關的規定，黨的監察機關基本處于癱瘓狀態。

十一大黨章雖然又恢復規定，但黨的監察機關仍沒有得到重建。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的紀律建設：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紀律建設得到恢復和重建。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建立黨的紀律檢查機構并賦予其重要任務，為黨的政治路線正確貫徹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

1980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通過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重申了黨內政治生活的十二條準則。其主要原則和規定如今依然適用。

從十二大黨章開始，黨章恢復了專列一章對黨的紀律規定。確立了紀委的雙重領導體制，賦予其更加重要的職責。

1987年7月，監察部正式掛牌辦公。1993年1月，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與監察部合署辦公，是我國黨政監督體制的一次重大改革。

黨的十三大提出從嚴治黨的方針，要求黨員“嚴格接受黨的紀律約束”。之后，黨中央開始著手制定有關黨的紀律的規范性文件。

黨的十四大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必須加強法制建設，“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民主法制”“廉政建設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第一次將“從嚴治黨”寫入黨章總綱，第一次在黨章中明確提出反腐敗任務。

黨的十五大針對黨的紀律軟弱渙散現象，提出黨要管黨、黨委要管黨，在各項工作當中貫徹從嚴治黨的方針。

黨的十六大對加強黨內民主建設提出了新要求，“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強調要以更嚴明的紀律來增強黨的團結統一，“決不允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第一次將“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寫入黨章。

黨的十七大提出全黨要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以優良的黨風促政風帶民風。

這一時期，我們黨更加注重制度建設，推進黨的紀律建設新發展。《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試行）》的頒布，是黨的紀律建設的一次重大突破，對于嚴肅黨的紀律、純潔黨的組織、懲治腐敗行為發揮了重要作用。之后，相繼出臺了廉潔從政若干準則、黨內監督條例、行政監察法等法規制度。

黨的十八大后，以中央八項規定出臺為標志，開啟了全面從嚴治黨新征程。紀律建設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加強紀律建設成為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

十八大報告第一次提出“黨的紀律建設”的概念，第一次專門用一個部分對嚴明黨的紀律進行部署。十八大黨章對黨的紀律作了明確規定，規定了黨的各級紀委的主要任務和職能。

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細化管黨治黨責任，第一次明確提出黨風廉政建設兩個責任，即黨委對黨風廉政建設負主體責任、紀委對黨風廉政建設負監督責任。

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提出“黨規黨紀嚴于國家法律”，給全黨提出了更嚴的紀律要求。

十八屆六中全會專題研究全面從嚴治黨問題，強調“必須嚴明黨的紀律，把紀律挺在前面，用鐵的紀律從嚴治黨。堅持紀律面前一律平等，遵守紀律沒有特權，執行紀律沒有例外，黨內決不允許存在不受紀律約束的特殊組織和特殊黨員。”

2016年，黨中央作出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重大決策部署。2018年，建立了國家監察委員會，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合署辦公，實現對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面覆蓋。

黨的十九大把紀律建設納入黨的建設總體布局，把紀律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十九大黨章第一次將“全面從嚴治黨”寫入黨章。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一黨章兩準則四條例”為代表的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步伐進一步加快，對全黨提出了新的紀律要求，向全黨釋放出用鐵的紀律管全黨治全黨的強烈信號。《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第一次將新時期黨的紀律概括為“六大紀律”。《中國共產黨黨員廉潔自律準則》是第一部堅持正面倡導、面向全體黨員的黨內廉潔自律規范。《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為全黨劃出了新的紀律底線。《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把遵守紀律特別是政治紀律作為黨內政治生活和黨內監督的重要內容。《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把黨的紀律建設抓得不嚴作為主要問責情形之一。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紀律建設，保證了全黨意志和行動的統一，使黨始終成為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核心力量。

中國共產黨紀律建設的主要經驗

堅持黨對紀律建設的領導。一百年來，正是由于黨的堅強領導，黨的紀律建設才取得了重大成就，積累了豐富經驗。只有始終堅持黨的領導，紀律建設才能保持正確的方向和明確的目標。

堅持以黨章為根本。黨章是全黨的總規矩，實踐已充分證明，黨的紀律建設必須以黨章為基本依據，把維護黨章作為根本。凡是與黨章不相符的都堅決糾正，切實維護黨章的權威性。

堅持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我們黨的看家本領。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新時期，加強黨的紀律建設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統一全黨的認識和行動，指導紀律建設實踐。

堅持以維護人民利益為核心。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就是因為始終堅持從人民利益出發。新時期加強黨的紀律建設，必須始終以維護人民利益為核心，不斷贏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堅持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全面從嚴治黨新常態下，要處理好發展經濟與嚴明紀律的關系，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方向和黨的先進性、純潔性。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們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作為百年大黨，唯有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始終以嚴明的紀律從嚴管黨治黨，方能在任何時代都立于不敗之地。

 （作者單位：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