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時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社會經濟全面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節約、節儉這一傳統美德卻逐漸在社會上受到漠視，鋪張浪費現象并不鮮見。有鑒于此，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諄諄告誡全黨、全軍與全國人民：“要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切實培養節約習慣，在全社會營造浪費可恥、節約為榮的氛圍。”

其實，節約或節儉，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根植于河東大地，在堯舜禹時代就業已形成，在隨后的歷史發展長河中，又被河東兒女進一步發揚光大。這在眾多名人的家風家訓中即可窺見一斑。

克勤于邦 克儉于家

在《尚書·大禹謨》中，虞舜贊美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是說禹“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完成治水大業，為國家大事不辭辛勞，而居家生活卻樸素節儉，乃天下賢能之人。

可見，節約、節儉在堯舜禹時代，就作為一種美德被極力倡導，并成為衡量賢能之人的基本標準。

居家勤儉 謹身節用

聞喜的裴氏家族在中國歷史上曾風光無限，先后出過59位宰相、59位大將軍、14位中書侍郎、55位尚書、44位侍郎……真是將相林立，公侯滿門，令人艷羨。

那么，裴氏家族為何長盛不衰？答案則極其簡單，乃歸結于裴氏家族有良好的家訓與家風。

而在裴氏家訓中，節儉思想占有突出地位。它要求每個家庭成員必須“居家勤儉”，因為“勤能補拙，儉以養廉”；它要求每個家族成員必須踐行“謹身節用”，因為“禿惰奢靡，禍害無邊”。

以儉立名 以侈自敗

夏縣人司馬光，為官清廉，文章傳世。其《訓儉》《家范》堪稱中華傳統家庭教育的“范本”，歷來被奉為修身治家之經典。

在司馬光任宰相時，他的俸祿頗為可觀，可他生活卻依然儉樸。他將俸祿支給貧困親朋或者替公家購置辦公用品，對自己則近乎嚴苛。司馬光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鑒》時，居所極其簡陋，并辟一地下室讀書。其時，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陽，宅第豪奢，洛陽人戲稱“王家鉆天，司馬入地”。

司馬光在《訓子孫》中教育后人：“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他還語重心長地說：“儉，德之共。侈，惡之大也。”

節約一事 最為美行

聞喜人趙鼎（1085~1147），宋高宗時著名的政治家與文章大家，曾被列為南宋中興賢相之首，與李綱、胡銓、李光并稱為南宋四名臣。

趙鼎的《家訓筆錄》寫于紹興十四年（1144年），其內容共有三十項，側重于對家庭成員日常行為的規范，翔實地告訴子女族眾哪些事該做，哪些事不該做。

其中，第二十九項寫道，“古今遺法，子弟固有成書，其詳不可概舉，惟是節儉一事，最為美行”。并要求“司馬溫公《訓儉文》，人寫一本，以為永遠之法”。

節儉樸素 人之美德

萬榮人薛瑄為明代理學大師，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家訓《誡子書》，被列為中國古代家訓名篇。

薛瑄之所以光明俊偉，流芳百世，與其良好的家風家訓密不可分。其家風可概括為孝悌為本，勤儉持家，修身自律，廉潔奉公。其中的“勤”與“儉”，薛瑄在其詩文中多次強調。比如在《讀書錄》（卷七）中，他情真意切地寫道：“節儉樸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他諄諄教誨子女把節儉視為美德，形成良好的生活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