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人問我“貴庚啦？”我會自豪地回答“和共和國同歲”。

1959年國慶，我十歲不愁，天真爛漫，戴著紅領巾高舉“總路線萬歲”的小紅旗游行在石頭疙瘩街頭。舉旗的右手感到一陣陣酸痛，二十多天前，在公社大灶門口，開展全民掃盲認字，我正站在板凳上領讀時，排隊打飯的人群前擁后擠，我摔在地上，手腕霎時疼痛難忍，腫脹起來，直直的手腕變彎了。

這時從人群中走出一個陌生人，濃眉大眼，寬闊的臉龐嚴肅里帶著幾分慈祥。他捏著我的手腕，上下捋搓，突然一個抖動，手腕變直了，疼痛銳減，又找來幾塊小木條，用細麻繩捆綁起來，低聲溫氣地說：“手腕骨折了，固定一個月就會好的?！?/p>

他的神奇令我有點懵，媽媽告訴我：“他是你五服頭上的堂兄，剛從外地回來?！?/p>

沒到一個月手腕神奇般好了，我幼小的心靈從此有了夢想：長大要當個人民的好醫生。

國慶二十周年恰逢“文革”，我弱冠之年，風華正茂，站在農民方隊，游行在新城大街。炙熱的大學夢被澆滅，笨重的體力勞動考驗著我，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惆悵。那時候也曾責怪“祖國像母親，卻忽略了我”，但反思中覺得“母親讓我在廣闊天地里大有作為”。在睡夢里，我的手腕又一次骨折，第二天就找到堂兄，拜他學“揉匠”。但是全家人極力反對，因為堂兄是富農成分，有點歷史問題。社會上謠言四起：“小玉（我的乳名）憨啦，跟階級敵人學揉匠哩”。

我堅定認為，能學到本事，于己于人都是好事，同時也提醒自己只學捏骨，政治上劃清界限。

那時候農村誰摔傷，沒人去醫院，找揉匠好像是人們的習慣。夏天擔麥回家，躺在坑上一點不想動，忽然師傅一聲叫“小娃胳膊骨折啦”，我就像打了雞血似的，渾身是勁兒，拔腿跑到師傅家，協助師傅拽胳膊?！叭嘟场睘槲业那啻簬硪唤z亮光。

公社衛生院有了小x光機，長直衛生院的老院長得知我有點“揉匠”功底，征求意見時我欣然同意了。

1977年放棄了三尺講臺，穿上了白大褂，走進“赤腳醫生”的行列。

學了一年透視技術后心想：透視機就像一面鏡子，照著捏骨應該手到擒來，是件很容易的事。

其實不然，有一次一位七歲的小男孩胳膊腫得像棒槌，已經找過三個揉匠捏過，效果不佳，我拍片后清清楚楚看到肘關節有一塊骨頭翻轉著，在透視機下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病人疼得嗷嗷叫，還是外甥打燈籠-照舊（舅），骨塊依舊翻轉，我建議家長帶著孩子去正規的醫院。小孩的家長不聽我建議，又找了一位“高明”的揉匠繼續捏。

一年后再次看到這位兒童的胳膊像一個“牛節頭”（方言：牛軛）拐著，不能伸展和屈曲。孩子的殘疾就像一把尖刀刺入我的胸膛，我的心在痛，在滴答滴答流血。

“一定要當一名好骨科大夫”的夢想像一顆種子深深埋藏在心底。

二

“夢想的種子”就像一種無形的力量迫使我尋找肥沃的土壤，這土壤就是醫學書籍，借來一套中專衛校教材，伏案苦讀，做了十幾萬字的讀書筆記。

同行們下象棋、打撲克，我卻像一個書呆子“夜點明燈下苦心”，回家吃飯的路上也在默默背誦醫學術語。

為了學習解剖學，自己動手制作骨骼標本，我在沃土里辛勤耕耘。

而立之年看到了雨后的彩虹，有幸在運城解州骨科醫院進修，托關老爺的福，“夢想的種子”喜逢春雨，開始生根發芽。

學到了真本事，心里像吃了蜜一樣甜，剛回醫院上班不久，一名青年被預制板砸傷后用小平車送來，右大腿粉碎性骨折，我學以致用，打牽引、手整復、小夾板固定，隔三差五搬著透視機進行矯正。幾個月后病人痊愈了，我的正骨名聲很快在十里八鄉傳開。

難以復位的就開刀，開展的第一臺骨科手術，是在一個極其簡陋的手術室進行的，紙糊的頂棚又增加了一層蘆席，磚鋪的地面又抹了一層水泥，墻上挖了一個洞放進去一個大油桶。手術開始了，油桶柴火熊熊燃燒，室內溫度忽冷忽熱，老鼠在頂棚上一陣亂竄，不免有塵土灑落，我急忙用敷料遮住傷口，事后越想越害怕，幸虧手術沒有感染。

改革開放后吃飽穿暖的百姓懂得了新的生活，逐步從愚昧落后中走出，不再輕易相信江湖郎中的蠱惑，懂得了“磕磕碰碰去醫院，拍張片子就看見”的道理。

百姓思想觀念的轉變，為中西醫結合治療骨折鋪平了道路，我做好手術室完善工作，做起手術放心了、膽正了。

當年的地區衛生局下來檢查，看到我院病房住著十幾個骨科病人，嘖嘖稱奇。

國慶四十周年，我不惑之年晉升為“骨科主治醫師”，并升任長直衛生院院長。那年我夢想：“骨科事業再有擴大空間就好了?！?/p>

國慶45周年，我榮幸調到地處縣城的新城鎮衛生院任院長。相比而言，一千多平方米的三層樓房寬敞明亮，但由于自籌資金建房外債累累，醫療設備短缺，藥房貨架空蕩蕩的。債主們氣勢洶洶，用鏟車堵路口，鎖大門，坐在辦公室謾罵恐嚇，為數不多的病人嚇得不敢來就醫，本來就舉步維艱的醫療環境更是雪上加霜，我焦頭爛額，不知所措。

那年我的夢想是：“什么時候能還清外債，安心工作就好了。”

三

國慶五十周年，知天命的我迎來發展機遇，由政府領導協調制定了逐步還債計劃，營造了一個穩定的工作環境。

我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長，開始創建“新城骨科醫院”，“傷筋動骨哪里去，續筋接骨在新城”的話語在垣曲城鄉耳熟能詳了。

成為政協委員的我，那年國慶做客垣曲電視臺“共和國同齡人訪談”節目。

本來只有病人認識的普通醫生，一夜間名氣更大。我想：由揉匠成為骨科大夫靠的是祖國母親的強大。

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礦業開采崛起，車輛增加，就連骨折也悄然發生變化，多發骨折多，復合傷多。

百姓看病也有了更高要求，“看病挑醫院，病人選醫生”。

我在謀劃以人才求發展，在政策推進下、人情感化下，外院一位骨科副主任醫師調到我院。上班沒幾天他就開展了胸腰椎AF內固定術，術后片子拿到西安紅會醫院，專家們不敢相信這是基層醫院所做。

三年后他調走了，技術留下了，年輕的徒弟升任院長，醫院發展又一次進入快車道。  2009年國慶，耳順之年的我退休了。退休后不管是返聘還是顧問總沒有離開醫院，一顆熱愛骨科事業的心依然在發熱。

二十年前我一位80多歲的親戚粗隆部骨折送到地區醫院，當時沒有好辦法，回家后不久去世了。

該骨折一度被稱為“老年人最后一次骨折”。

最近有一位85歲患者左粗隆部骨折，在我們骨科醫院實施粗隆部微創PFNA內固定。術后數天就可以下床活動，出院結算時總費用花了一萬多，病人是“建檔立卡貧困戶”，結算時家屬只交了100元，他感動得老淚縱橫。

祖國七十周年華誕，我欣喜看到民生不斷改善，醫學不斷進步，祖國正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古稀之年的我仍然有夢想，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直到耄耋之年，期頤之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