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曼（中）與女兒、外孫女在一起

文登躍

今年元宵節，大院里鑼鼓喧天，熱鬧非凡。一大早，村民們就從四面八方趕來，觀看文藝節目表演。

在歡快的音樂聲中，一群身著紅衣、手持精致花傘的舞蹈演員閃亮登場。隨著花傘的舞動，舞蹈隊呈現各種圖案：一會是一字長形，一會是幾個小圓形，一會又是幾何橢圓形。那輕盈的腳步，踩著節奏悅耳的音樂，加上曼妙的舞姿，給村民留下美好的記憶。這便是省級非遺“永濟亮寶”傳承人胡曼為關家莊村文藝隊專門排演的“蒲州傘秧歌”。

一提到胡曼老師，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世紀60年代，在村里參加公社組織的大型文藝表演活動的她。在嘹亮的軍樂聲中，她揮舞著一米多的纏著紅綢子的燈管，指揮著隊伍行進在永濟卿頭南北大街上。最令人難忘的是70年代初，同為民辦教師的我們在學校排練節目，我要為宣傳隊刻寫印刷歌譜歌詞，當我把充滿墨香的歌頁遞給她時，總會得到滔滔不絕的夸贊。

1935年農歷三月出生的胡曼，在父母的言傳身教下茁壯成長起來。抗日戰爭爆發后，她隨父流亡陜西漢中，就讀于西北兒童教養院；1945年轉回本村完小讀書，直至1949年，考入條山中學（現永濟中學），1953年又轉入康杰中學。在校期間，她勤奮努力，刻苦學習，尤為喜好文體，深得師生喜愛。

中學畢業后的胡曼，代教運師附小，次年轉為國家正式干部。因工作需要和自身特長，她被調任為運城廣播站播音員，后又任村民辦教師，繼續發揮文藝特長。1979年，她復職于永濟市文化館。在文化館的10年工作生活，她為永濟花傘文化的探尋與制作付出了艱辛的心血汗水，獲獎不勝枚舉。

說到花傘，不得不提起胡曼老師與它的深厚情緣。永濟花傘發源于蒲州，是黃河流域勞動人民與農耕文化的一種祈福形式，也叫“亮寶”。但逢廟會，人們都亮出家里最好的“寶物”，跳起秧歌，慶賀豐收，同時也企盼一年風調雨順、六畜興旺、國泰民安。

花傘舞作為中國民間的一種舞蹈形式，最早起源于唐宋時期，鼎盛于清朝，繁榮于當今。而永濟“蒲州傘秧歌”就是在這一基礎上結合芭蕾舞的特點進行改編的。這不僅是中國民間一種經典的舞蹈形式，更是一種文化傳承，一種代表蒲坂大地的舞蹈風格。

2011年，“花傘”被列入第三批“山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當時已年過八旬的胡曼老師，成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永濟亮寶”的傳承人。其間，在蒲州各村落的溝溝洼洼、犄角旮旯里，她不知淌出多少汗水；在千萬人群里，她也不知留下多少腳印，堅持探訪尋找“亮寶”制作的那些民間藝人。還有多少個日日夜夜，她伏案燈下，默默推敲、編寫歌舞曲調，整理創新，終于使傳統“亮寶”變成了“花傘舞”。

“花傘舞”節目編演不僅活躍在河東大地，而且走出國門，走向世界。1987年、1988年曾兩次赴日本參加世界藝術節，還在荷蘭、丹麥、比利時表演“蒲州傘秧歌”；以禮品式的“小曼花傘”訪問韓國演出，以“蝶式曼花傘”代表山西省歌劇為中法友好赴法演出；1998年亮相央視春晚的《歡天喜地》花傘舞，是她從舞蹈、音樂、服裝、道具全方位設計和親手制作，親臨現場排練20多天的成果；以及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前的花傘表演……每一次亮相舞臺，她都激動得無以復加，只有那幸福的眼淚在眼眶里不停打轉。

這些背后，無不滲透她辛勤付出的汗水，無不反映她一路打拼的業績。正如她的女兒黎娜所言：母親作為永濟市文化館的一員，從20世紀70年代末下鄉采訪挖掘，將這種民間古老的慶祝豐收活動的“道具”搬上了現代舞臺，從傳統“亮寶”到后來的“曼花傘”，從選材制作工藝改良革新到編舞編曲，從20世紀80年代初隨民間藝術團走出國門，到登上央視春晚、奧運會舞臺……在傳承與傳承的道路上耕耘幾十年，在淋漓盡致展現晉南特色非遺文化的同時，也是母親與她弟弟辛勞付出大半生的一個印記。

耄耋之年，勤耕不輟。退而不休的她，幾十年來，仍默默無聞堅持探究永濟花傘文化，依然一如既往地活躍在文藝天地，這似乎成了她生命中的生活常態，已根深蒂固在她的骨子里，也為她帶來莫大心靈慰藉與樂趣。

2000年，她榮獲永濟貢獻突出的“十大女杰”之一，且年年獲得各級榮譽表彰獎勵。80多歲高齡時仍始終堅守對黨和人民的赤誠之心，在85歲那一年，終于圓夢她人生的最大夙愿，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共黨員。

如今，當我看到這位年過九旬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鑠，心中一種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她的30多萬字自傳體《我這一輩子》一書，即將問世，記載著閃亮詩意的“曼花傘”與她相依為伴，刻錄著她平凡生活的歲月痕跡，也講述著她精彩動人的傳奇故事。透過這筆閃耀的精神財富，我似乎看到她猶如千百萬普通人海中一位高聳的巨人，從而悟出生命的真正意義與人生價值的深刻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