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高

2016年12月1日（農歷十一月初三）凌晨3時許，我的父親王昆嶺于永濟市蒲州鎮花園村家宅壽終正寢，與世長辭。在遺體告別儀式上，來自北京、西安、太原等地的有關領導、朋友和花園村村民為他送行。山西省黃埔同學會秘書長路支前同志宣讀了徐向前元帥長子、解放軍某部中將徐小巖同志從北京發來的唁電。唁電中寫道：“王昆嶺同志為抗戰勝利和民族解放作出了卓越貢獻，并竭其一生為國家建設事業奮斗不息，堪稱后人楷模。王昆嶺同志身上體現出‘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和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遠大理想將永遠激勵著我們不斷前行，不斷推動祖國和平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軍禮深情

2015年9月3日，父親佩戴著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為他頒發的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章，穿著整齊，早早坐在床邊等著觀看閱兵式實況轉播。當畫面上出現雄偉壯觀的閱兵場面時，他熱淚盈眶，面色凝重，默默地舉起右手行起軍禮，久久不肯放下。這個軍禮在9月4日中央電視臺晚間新聞中作為特寫鏡頭向全國播放。這是我的父親生前的最后一個軍禮。

在此之前，山西省有關部門曾推薦他去北京作為抗戰老兵代表出席閱兵式和山西省在武鄉舉行的相關活動，但因身體原因，他未能成行。

2015年9月，山西省在太原市南文化宮舉辦了《民族脊梁》山西抗戰老兵攝影展覽。父親作為山西省在世的黃埔學生中職務最高的抗戰老兵，照片懸掛在顯著位置。展覽期間，時有抗戰老兵和現役軍人在像前行軍禮，表達敬意。多名攝影家用鏡頭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景。

父親過去很少向我們提及他在抗戰期間的經歷，尤其是在政治動亂的年代，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更是緘口不語。直到改革開放后他得到平反，認定了他的起義功績，特別是在2005、2015年他兩次獲得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抗戰勝利紀念章后，他才打開了話匣子，講了很多當時的場景和他的親身經歷。令人驚奇的是，他雖然年事已高，對眼前的事常有遺忘，但對那個年代的人和事，講起來姓名籍貫、相貌特點、來龍去脈，娓娓道來，如數家珍。講到激昂時，他站起來揮舞拳頭；講到悲憤時，他幾度哽咽。他講得更多的是當時的戰事和他的戰友，很少講到他自己。只是當我們問及時，才講出一些。我只能根據當時的記錄和他生前寫的自傳整理出來，作為對父親的懷念和敬意。

千里投軍

蒲州王家曾是名門望族。先祖王鳳三是前清舉人，在京城為官。因在家休養期間為黃河沿岸災民減賦與當地官府抗爭而受到擁戴，民眾在花園村為其立碑紀念，就是人稱的“王舉人碑”。后因社會動亂，家境衰落。父親兄弟五人，排行老四，幼時聰穎好學，因家中人多地少，經表兄任萬青介紹，只身渡過黃河到陜西省平民縣（現為大荔縣）第一高小半工半讀，敲鐘打雜，供自己上學，時年13歲。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國人群情激憤，全國各地紛紛成立抗日組織。平民縣也成立了抗敵后援會，18歲的父親擔任了宣傳干事。1938年，時任國民黨五十二軍軍長關麟征秘書、平民籍人王伯珍參加臺兒莊戰役勝利后回家探親，當地召開歡迎會并請他演講。父親參與了發動和組織。在演講會上，王伯珍講了日軍的暴行，講了抗日戰場的慘烈，還講了關麟征將軍決心以身報國、誓死抗日的英雄情懷。父親聽了十分感動，熱血澎湃，立即找到王伯珍要求投軍參戰，蒙允后與王伯珍的兄長一起先到河南，得知五十二軍經徐州會戰后已劃歸第六戰區，開赴江西瑞昌作戰。父親趕到漢口遇見由前線來往運送傷兵的汽車，隨車趕來到江西陽新找到部隊。當時五十二軍軍長關麟征由于臺兒莊會戰有功，升為三十二軍團長，正指揮三個軍在九江和武漢之間與日軍激戰。父親由秘書引見關司令面談后，關司令說：“這小老鄉，又沒打過仗，就留在司令部吧！”隨即手令父親任軍團司令部參謀處準尉司書，負責文書信件整理。父親參加軍訓刻苦，工作認真負責，性情耿直，為人忠誠，又寫一手好字，很得關將軍賞識，不久，即被調任關將軍上尉侍從副官，執行追隨關將軍外出開會和檢閱部隊外勤任務。之后又被保送到貴州遵義參加譯電員培訓，三個月后歸來，成為關將軍機要秘書。此后，他又擔任了司令部少校參謀，先后隨關將軍參加了武漢會戰、湘北會戰、長沙會戰、文山保衛戰、遠征軍第一方面軍赴越南對日作戰等戰役。

武漢會戰

父親參軍后，立即隨關麟征將軍投入對日作戰中。當時，關麟征將軍正指揮三個軍與由九江向武漢進攻的日軍展開激戰。當時我方在瑞昌、陽新之間，利用有利地形阻擊日軍，日軍第九、二十七兩個師團日夜輪流猛攻，均被擊潰。部隊堅守四十多天，敵人始終未能前進。但五十二軍傷亡極為慘重，奉命撤至湖南補充整訓，其余部隊由第五戰區湯恩伯集團接防。后部隊又在金牛鎮構筑預備陣地，與日軍激戰十余日，掩護漢口軍政和民眾安全撤退完畢。漢口失守后，武漢會戰結束。

父親在回顧這一段經歷時說：“我當時不到19歲，雖然沒有直接上前線，但作為司書要記錄下關將軍指揮大戰的全部過程，也切身感受到中日大戰的殘酷。可以說，我開始認識到什么是戰爭，什么叫你死我活。說實話，剛開始也有些害怕，但隨著戰爭氣氛的感染，恐懼之心全無，只想著怎么抗擊日寇，收復失地。而關將軍那種臨危不懼、有勇有謀的大將風度和魁梧的形象、淵博的學識、豪爽的性格令我十分欽佩，加之他對我的信任和關懷，使我下了決心追隨他報效祖國。他在抗戰后期擔任了陸軍總司令，又任黃埔軍校校長，因與蔣介石不和，未去臺灣，選擇了在香港定居，病逝后又移葬美國舊金山華人永久墓地。”

參戰長沙

父親直接上前線作戰的戰役是第一次長沙會戰。

1939年9月14日開始的長沙會戰，是二戰在歐洲爆發后，日軍對中國正面戰場采取的第一次大規模攻勢作戰。其時任五十二軍軍長關麟征已升為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劃歸薛岳任司令長官的第九戰區，開赴湘北參戰。第五十二軍作為主力軍駐守新墻河一帶陣地，與駐守長安橋一帶的七十九軍、駐守湘陰一帶的三十七軍共同負責對岳陽方面侵華日軍的防御。

秋日的湘江戰云密布，一場大戰臨近了。9月中旬，日軍抽調第六、三十二、一○六師團主力等共10多萬人，在岡村寧次指揮下，從贛北、鄂南、湘北三個方向向長沙發起進攻。

在湘北方面集結岳陽地區的日軍第六師團與奈良支隊約5萬人，從9月18日向新墻河北岸守軍陣地發起猛攻，五十二軍奮力抗擊。23日，日軍在炮兵、航空兵協同下，八次強渡新墻河未果后，施放毒氣瓦斯，再次強渡。五十二軍損傷慘重。25日，五十二軍奉命向汨羅江南岸轉移。27日，第九戰區按照在長沙地區與日軍決戰的計劃調整部署，調集6個師兵力在福臨鋪設伏，日軍遭重創。29日，日軍第六師團一部在石門痕遭到伏擊。30日，我軍又向駐守永安、上杉、石門痕的日軍發起猛烈反攻。10月1日，日軍開始撤退，我軍連續追擊，收復了汨羅、新市等處。14日，雙方恢復戰前狀態。第一次長沙會戰宣告結束，時人稱之為“湘南北大捷”。

此次戰役中，日軍集中了10萬兵力，傷亡達兩萬人，并未達到殲滅第九戰區第十五集團軍的目的，反而遭到有力阻擊、側擊，損失慘重，匆匆撤退，士氣大挫。

從戰前布防、構筑工事、演練，到戰后休整總結，父親追隨關將軍參與了長沙會戰全過程，經受了戰火考驗。父親回憶說，歷時四十多天，他和關將軍沒睡過一個安穩覺，沒吃過一頓安穩飯，陣前戰士互相用刺刀理發，機關槍管打紅了就以尿降溫，戰士負重傷疼痛難忍，就向自己開槍。許多場景和對日軍的深仇大恨他永生難忘。其間，五十二軍防線曾被日軍擊破，某部被日軍包圍，通信中斷，失去聯系。關將軍十分著急，責令我父親帶領一支小分隊穿過日軍防線，找到我方駐軍。戰斗十分激烈，陣地幾次失而復得，我軍傷亡過半，急需增援。父親只身再回闖日軍防線，步行一天一夜，于深夜時返回我方防區。因實在走不動了，就摸進一座廟宇內，推開土炕上“睡”著的一排國軍說，“擠一擠讓我也睡一會兒”。天快亮時，父親被凍醒，這才發現炕上炕下都是國軍士兵的死尸。父親起身返回司令部，向關將軍匯報前方戰況，后派兵迂回增援，接應前方部隊突圍。父親多次說，“我是真的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

入滇御敵

1940年，關麟征率五十四軍開往廣西柳州劃歸第四戰區歸張發奎指揮。當時，日軍已占領越南，除切斷我方由越南方向的國際補給線外，還企圖由越南向云南進攻。父親所在部隊組建遠征軍第一方面軍奉命經柳州、桂林、昆侖關，由小路日夜兼程，長途行軍，由廣西開赴云南滇越鐵路以南八寨、馬關、麻栗坡一帶，開始構筑永久性國防工事，有效抵御了北犯日軍。司令部駐扎云南文山。

父親說，當時發生了兩件事兒。一件事是他們長途跋涉，剛到昆明，被當地政府安排住宿。第二天，日軍飛機對昆明進行輪番空炸，有一顆炮彈恰巧落在父親所住的床上，但幸好沒有炸，父親幸免于難。第二件事是，一位蒙古商人敬佩關將軍的抗日功績，贈送了兩匹蒙古戰馬，威武雄壯。父親曾指著關將軍騎馬照片對我說，另一匹由關將軍指定由我乘騎，兩匹馬都由我管。關將軍對這兩匹馬非常喜愛，每匹馬每天還要飲一桶茶水。

一塊銀圓

文山駐扎后期的一天，由第九集團軍特務營副營長護送來一個在越南向中方投降的日軍少校到司令部。關將軍指令交由父親接收并同住一屋。當時日語翻譯十分缺乏，也急需了解日軍機密。這位反戰少校幫助我方做了很多工作，也與父親同吃同住，關系十分友好。他教父親學日語，父親教他學漢語，關將軍還請他們倆吃過一頓飯。一個多月后，美軍得知這位少校曾在南海一座小島上服役，而這座小島上有日軍一個很大的軍火庫，因地形復雜，十分隱秘，美軍飛機幾次轟炸都未見成效，便向我方提出把這位少校移交美軍。臨別前，父親與這位少校依依不舍，互贈禮物。這位少校拿出自己僅有的一塊日本銀圓送給了父親。之后他們失去了任何聯系。“文化大革命”期間，父親忍痛將在軍隊時期的衣物和照片除一只皮箱和一個公文包外全部銷毀，而這塊銀圓始終被父親所珍藏。20世紀80年代，一日本訪華記者得知此事，要用一部日本相機換這塊銀圓，被父親婉拒。父親說，這塊銀圓讓我認識到，日本不僅有侵略者，也有反侵略者，也有幫助中國抗日的好人。兩國人民都希望和平。

黃埔鑄魂

父親在20世紀50年代所寫的自傳中講道：“我參加部隊以后，時刻感到自己文化素質差，軍事知識薄弱，不是一個合格的軍人。故加緊自學中學主要課程，準備上軍校。1942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招考第十九期學生，我向關將軍懇求，承蒙允諾，報考并被錄取。”此時，關將軍又出面保送父親到黃埔軍校五分校（設在昆明）軍官訓練班第十二期學習。因學員都是大部隊保送來的軍官，故被免去半年的入伍軍訓，直接進行了地形學、攻防戰、野外勤務、多兵種指揮學、班排連團訓練科目等軍隊指揮員的嚴格訓練。軍官訓練班在黃埔軍校歷史上只辦過這一期，教官除了中方教官外，還有不少美籍教官。在校期間，父親還參與了由教官李希杰主持的《測圖實施計劃草案》一書的編寫工作，并擔任第二十七小組副測手。父親的同期同學中，既有國民黨員，也有共產黨員，學員的抗日熱情十分高漲，彼此結下了深厚友誼。父親堅定的反對內戰、一致抗日的思想就是在這里形成的。2009年，我在中央統戰部組織的學習考察團到云南昆明活動時，來到曾是黃埔軍校五分校的“講武堂”參觀。在現場我與父親通了電話。父親用充滿興奮的語調告訴我，進了大門，對面高臺上是長官訓話的地方，左手一排小樓是教室，他在第一個教室的第二個窗戶下就座，右手一排小樓是宿舍。學校后邊是武器庫和學員吃飯、洗澡的地方。學校對面是翠湖，是學員課余時間散步的地方。沿惠通路向西，惠通寺是當時集團軍司令部的駐扎地，不遠處的惠通旅社當年是關麟征的住宅。軍校畢業后，他仍回到原部隊，后又到二十五師任少校參謀。

戰友情誼

父親晚年時，十分懷念曾經在抗日戰場上生死與共的戰友。他說，有些戰士犧牲時連姓名、籍貫都不知道。因父親當時從軍時是從陜西去的，改革開放后，在香港、臺灣的原黃埔同學曾多次到陜西找他。后來知道他是山西永濟人，便直接找到父親當時所在單位普救寺管理處。得知家境并不寬松時，還多次予以資助。

和父親交往時間最長、關系最為密切的是關麟征將軍的女婿，在香港某機構供職的柯大澍先生。他們互相通信十多年，從未間斷，直至柯先生逝世。2005年，我率絳州鼓樂團赴新加坡演出，途經香港時，受父親之托，到香港九龍新圍街柯先生家中拜訪了柯先生。柯先生及夫人非常激動，熱情招待，并為父親捎了不少東西。柯先生滿懷深情地給我說，你父親救過我兩次。一次是柯先生因工作失誤，關將軍要重罰。經我父親說情，才免于重罰，被調出司令部下部隊當了團長。另一次是他在部隊得了病，住了醫院，急需一種特效藥，卻沒錢從外國人開的醫院買。恰在這時，父親請假到城外看他，得知情況后，趕到醫院，拿出自己剛發的全部薪水和臨來時關將軍讓從賬房拿的一些錢，買到了藥，治好了他的病。在當時，那可是一筆不少的錢。我回來后，對父親講了這些事。父親說，第一件事，他記得清楚。第二件事，他早忘了，但這次一說他又想起來了。

柯先生在一封寫給父親的信中開玩笑說：“你還記得行軍中你因病坐擔架，病好了也不下擔架的事嗎？”我在翻閱整理信件時，看到了這句話，問了父親是怎么回事。父親大笑說：“我當時確實有病，但身為機要秘書，又隨身攜帶著重要文件，必須緊隨關將軍一起行軍，便由當地政府派民工抬擔架，抬我行軍。中途我感到好一些了，要求下來步行。但民工死活不讓我下擔架，他們說你不坐擔架，讓我們長官知道了，不但要扣掉所有工錢，還要重罰我們。這時我也讓柯大澍上來坐，他也不敢，因為無病坐擔架也要受軍法處置的。這事他清清楚楚，老了老了卻還開我的玩笑。”父親還說，那時他們都才二十出頭，又都單身，朝夕相處，親如兄弟。大澍他一米八幾，籃球打得好。有次因打籃球誤了開會，差一點被關禁閉。還是父親給他打了圓場。

河內受降

1945年，日本投降。父親所在的二十五師奉命由馬關、麻栗坡進入越南，接受日軍投降。父親被任命為先遣參謀，以中方聯絡員身份率領一個營兵力，向河內進發，負責與日軍接洽安排受降事宜。途中遇到法國軍隊阻擊。他們認為越南曾是法租地，應由他們接受日軍投降。父親當機立斷堅決還擊，交戰了一個多小時，通過喊話，法軍舉白旗投降。部隊順利到達河內后，父親作為中方聯絡官對日軍聯絡官的無理要求和傲慢態度，義正詞嚴進行了堅決回擊，捍衛了中國作為戰勝國的尊嚴，迫使日方按中方要求在美國軍艦上簽訂了交接協約，等待龍云等將領來越南正式舉行受降儀式。

率部義歸

還未等到受降儀式正式舉行，父親所在部隊又奉命乘坐美國軍艦在海上歷時七天七夜，趕到東北，經山海關、錦州，在葫蘆島接受日軍投降后，進入沈陽與蘇聯軍隊共同接受日軍投降。此時，因長期戰亂，沈陽市區內土匪猖獗，社會治安十分混亂。經中蘇雙方洽談，成立了中蘇軍警聯合稽查處，各出一支部隊維護社會治安。父親擔任中方代表兼辦公室主任。經過緊張工作，抓捕了市區內的各種土匪勢力和日軍殘余勢力，社會秩序有所好轉。

1946年，父親奉命回原部隊，擔任二十五師輜重團團長。此時，內戰爆發，部隊內部的反內戰情緒很大。父親與解放軍某部蘇部長取得聯系，因勢利導逐步做好了起義準備，約定好先按兵不動，以防不測，待條件成熟后陣前起義。不料父親突然聽到消息，要調他進城任師代參謀長。父親十分焦急，唯恐部隊失控，起義落空。在與蘇部長聯系后，父親托辭未去就職，于1948年將整團兵力配合曾澤生率部起義時，全部移交中國人民解放軍。父親離家十多年時間，我奶奶在老家因思念兒子哭瞎了雙眼。父親思鄉心切，謝絕了解放軍部隊的挽留，于1950年帶著妻兒回到了山西永濟老家，與家人團聚，至此結束了軍旅生涯。

父親在回憶他的抗戰經歷時，反復說，往事不堪回首，但又很難忘懷。我們飽受戰爭之苦，也深知和平來之不易。作為一個中國人，必須愛國。當祖國有難時，不能各顧各，一盤散沙，都要挺身而出，精誠團結，為國效力。因為只有國家獨立、穩定，我們的日子才能過得好。今天我們生活幸福了，不要忘記那些為國捐軀的先烈，沒有他們的殊死斗爭，我們就會當亡國奴。今天我們無論遇到多大困難，甚至受大的委屈，但一想到他們，我們還有什么可怨言的。共產黨英明偉大，讓中國繁榮昌盛，人民過上了好日子，外國人也不敢小看中國。父親非常關注全國和山西省黃埔同學會的活動情況，他的床前擺放的全是《黃埔》雜志，每期必看，有些文章還反復閱讀，多有感慨。父親還十分關心臺灣問題，每天要看中央電視臺的“海峽兩岸”。他說，國家一定要統一，一定會統一，搞“臺獨”，不得人心，沒有好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