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信心

今年春天，河津市史志文化研究會、陽村街道先后舉辦了百名學者“史圣故里訪先賢”紀念活動和東辛封村第二屆子夏文化節，筆者在觀摩研讀了兩場活動推出的影壁展示圖和宣傳板面資料后，對辛封村的歷史脈絡有了一些清晰的了解和認識。

辛封村現分為東西兩村。據相關資料記載，辛封村原名太和坊，自古有之，源遠流長。春秋戰國之交的大教育家卜子夏西河設教55年，把這里看作他的準故里，死后葬于辛封；西漢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生于龍門，耕牧河山之陽，蒙冤受刑，歷盡艱難坎坷，終于著成《史記》，死后也葬于辛封。通過查閱研究相關資料，原來辛封村村名的來歷與司馬遷有關。

《漢書·司馬遷傳》這樣表述：“遷既死后，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后，為史通子。”這段記錄勾勒出《史記》公布及司馬遷后裔封爵的梗概。

據史書記載，司馬遷是遵父命完成《史記》撰寫任務的。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漢武帝非常器重且信任的太史令，職掌記錄，搜集并保存了一些典籍文獻。司馬談臨死前，囑咐兒子要繼承遺志，勿忘撰寫史書，并認為這是“孝之大者”。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遷繼父職任太史令，后因替李陵敗降匈奴之事辯解而獲罪下獄，被處以宮刑，受盡了折磨痛苦。出獄后，遷任中書令，不忘初心，牢記父命，忍辱負重，發憤著書，用13年時間寫成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完成了父親未竟的事業。但遺憾的是，司馬遷在世時卻沒親眼看到《史記》公諸于世。

按照影壁展示資料所述，司馬遷的女婿叫楊敞，雖然位至丞相，但那時《史記》還未被允許公布。楊敞次子叫楊惲，從小最愛讀外祖父所著之書。楊惲長大后做了平通侯，便上書朝廷，漢宣帝這才同意《史記》公布于世，開始流傳。所以說，“遷既死后，其書稍出”。

《史記》的公布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給司馬遷后裔封爵同樣也不順利。《史記》面世后，有不少人奏呈皇上，要求給司馬遷后裔封爵并予以重用，但均未獲準。直到80年后，王莽篡漢建立了“新”朝，封司馬遷后裔為“史通子”，從而留下了“新莽封子爵”的歷史典故。后來，司馬后裔把司馬遷生于斯、長于斯、死后葬于斯的村莊“太和坊”，更名為“新封”，就是用來紀念司馬遷被平反昭雪的歷史事件。

王莽“新”朝封司馬遷后裔，和王莽改制的特點有關系。王莽是一個很有爭議的歷史人物。如果從個人行為來看，他一生以儒家禮儀嚴于律己、謙恭儉約、禮賢下士，其志向并不在于區區王氏一族之發展，而在于使自己成為儒生復古變法的領袖。他的信念是“制定則天下自平”，其“制禮作樂”的改革舉措幾乎是漢儒一向呼吁的，并且是以《周禮》《王制》為藍本而花樣翻新的。比如，他擁立平帝輔政之后，常以周公輔成王的故事比附自己；他自立為皇帝、建立“新”朝之后，立即推行變法，也是一場附會《周禮》的托古改制運動；他還擴大太學，網羅學有專長之士數千人之多，給予優待；對漢宗室和功臣的后裔及年老致仕（退休）的高官都給予照顧；明堂、辟雍之制千載難明，他用幾個月就建成了；“周禮”崩壞已久，他居然將其發揚光大了。在這種令儒生們歡欣鼓舞的大氣候下，新莽啟用司馬遷后裔，封其為“史通子”，自然順理成章。雖然后人責罵王莽矯情任算、僭逆無道，但單就某一方面來說，他還不算一無是處。

另外，筆者在查閱影壁展示資料時，發現還有三條記錄值得留意。

一說在太和坊更名“新封”數年之后，司馬遷后裔為尊其先祖直言敢諫、剛正不阿，哀其先祖蒙冤受屈，辛勞成書，遂把“新封”改為“辛封”。

二說唐宋時卜子夏祠北面建有一磚砌涵洞，洞額一面書“永念辛勤”，另一面書“俗凝華封”，將“辛封”村名嵌入聯中。

第三條記錄更有趣，說的是明清時期，官吏學士頌子夏祠墓的詩句多稱“辛封”，如“辛封祠宇白云間”等。對此種說法，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在明清之前，稱新封為“辛封”者，大概只限于司馬后裔所在的這個地方；從明清開始，官吏學士、社會各界才多稱其為“辛封”，把“新”寫作“辛”來普及推廣了呢？而這一點正與明清開始許多村名中的“新”多取諧音“辛”字的結論不謀而合。

綜上所述，辛封之“辛”含義是“新”，雖然“辛封”村名早已有之，但應是直到明清時期才開始普遍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