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大學黨委書記郁建興，浙江大學社會治理研究院秘書長黃飚在《北京日報》撰文表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已經上升為一種國家戰略，教材體系和人才體系，則為此提供了重要基礎性支撐。首先，數字時代為確立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提供了機會窗口。積極在傳統社會科學研究中吸納數據科學、計算機科學等新興學科的知識和方法，探尋數字時代的新學科生長點，進而在新領域、新議題、新場域中探索數字時代社會科學的新世界觀、本體論、方法論和價值觀，建構基于中國發展與治理的數字時代學科結構、組織形態、類型學認知。這種新范式對于進入數字時代的學科體系來說具有重要意義。其次，建構中國自主的學術體系，應在根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基礎上，將中國發展與治理實踐中蘊含的價值理念、倫理原則、科學判斷、機制方法、工具手段等進行有效概念化、理論化，形成對中國發展與治理的完整性、體系性解釋。再次，面向人類、面向未來，優化中國敘事，講好中國故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需要與之匹配的話語體系以承載新敘事，以真正讓新知識成為學術體系中得以認可的內容。相應地，有序對話陣地的建構也是確立基于中國發展與治理實踐的社會科學自主性之前提。然后，承載諸多社會科學知識的流行教材均基于西方案例與西方敘事。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應該參照有組織科研的方式，體系化地推動教材建設，特別是以基于中國發展與治理的廣泛實踐和典型案例為素材來源，切實實現自主素材支撐的自主教材。最后，人才是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基礎要素。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必須以適應時代與引領時代的雙重標準，著力推動全生命周期的人才培養體系和人才服務體系建設，推動面向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人才體系適應性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