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民

稷山乃古高梁地，唐武德中改高梁為稷山縣，歷宋金元明清民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易縣名，足稱歷史悠久。

《明清稷山縣志》這部近700萬字的皇皇巨著記載了從唐虞到清光緒十一年稷山縣“興革大事實政及民者與田賦及民間大利病者”。縣志還詳列歷代有為之職官與鄉賢人物，敘事明確暢達，文字通俗易懂，地方特色鮮明，因而被國家圖書館珍藏（木刻版），2018年縣政府又投資數十萬元交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

本文采用明萬歷四十年（1612）至清光緒十一年（1885）外地士子任職稷山及稷山士子任職外地縣令的實錄。因為這些記述乃時人所撰，所敘人事及事跡真實生動具體，尤為感人。

古諺所云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是那個時代的通病，可謂無官不貪，無吏不腐。為防止官員與地方勾結，斷絕其與地方親人的絲縷關系，朝廷規定當地具有為官資格（進士、舉人、貢生）的人不能在當地任職，必須易地作官。本文所記的明清縣令群體的82名縣令（明代43位，清代39位），俱為外地人士，他們在長達273年的歷史時期內，竟無一人貪污受賄，竟無一人仗勢欺凌勒索黎民百姓，竟無一人被朝廷問責問罪。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奇跡，不能不令人由衷地贊美與慨嘆！

古時清廉勤謹親民愛民的官員，不但受朝廷的褒獎、嘉勉，獲得榮譽、得以晉升，而且也會被民間自發地表彰、紀念、頌揚，如立去思碑，送萬民傘，奉祀名宦祠，甚至立生祠。稷山縣還為功勛卓著的縣令建立了“棠陰祠”，記載其豐功偉績，永久奉祀，萬世不廢。

李公讓、茹伯賢、胡仕寧、來亨、高義、于蒂、杜萬斛、馬懋、苗應元、王豫立、李希召等明萬歷年間的縣令，縣志記載的評價都很好。

外地士子在稷為令（尹）者清廉勤謹如此，稷山本地士子在外地為官者操行如何，縣志亦有詳載。彪炳史冊的唐開元宰相（尚書左仆射）裴耀卿守身不腐，高風亮節，廣為傳頌。他為解決南糧北運，修三門等倉，開陜州旱路，節省運費三十萬緡。有人勸他將此項巨款留作己用，他絲毫不為所動；也有人勸他將款項直接交于皇上，以表己功，他卻勸玄宗將此款用作朝廷向百姓購糧的費用。

出于稷山的縣令一如外籍人士在稷之令（尹）清介勤謹，亦有志載實錄，如田深、李謙文、曹壁洪、姚鏜、梁格、高憲聘、曹世卿、解啟衷、張鵬、王震亨、王德、吳忠誠、史瑛等。明清二朝，稷人在外為官者不下百人，茲不一一列舉。

自明萬歷四十年至清光緒十一年的273年中，外地人在稷為縣令者與稷人在外地為縣令者達130余人，他們為何能潔身自律勤政愛民、受到朝廷的褒獎與百姓的愛戴呢？究其原因，不外乎此三點：

一是源自封建士大夫之終極目標的追求。《禮記·大學》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已成為士大夫階層的人生終極目標。他們把修身作為安身立命的基礎，以清廉忠勤為修養標準，因而視貪賄為恥，以建功立業光宗耀祖為至譽，從而積極拼搏。一些無由為官的士子，也發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噓嘆，表明自己銳意進取的精神與追求。

二是敬畏天道，篤信天道好還。封建時代的士子們，雖無宗教信仰，但篤信“天”，認為“人在做，天在看”“舉頭三尺有神明”“白天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如果做了虧心事，不但禍及己身，而且會殃及子孫后代，因此會刻意收斂自己的言行，時刻做到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

三是孔學與儒教的巨大影響。自公元元年西漢董仲舒向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降，儒學成為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和主流意識。它一反黃老哲學的清靜無為而主張積極入世，使建功立業成為統治階級禁錮士人思想、鞏固封建統治的思想武器。

孔學與儒教的核心與精髓概括為一個“仁”字。此亦成為封建士大夫普遍遵循的座右銘和行為規范。明清兩代的稷山縣令和稷人在外地的縣令們之所以嚴以修身，行仁義之善政，蓋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