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于汴（1558—1634），字自梁，號真予，明解州安邑（今山西省鹽湖區）人。曹于汴初任江蘇淮安府推官，執法如山，案無積牘，屢受山東按察司嘉獎；萬歷二十五年，任給事中；萬歷二十七年，提為吏科給事中。崇禎初，拜左都御使，振頓憲規，風節凜然。曹于汴逝世后，鄉人仰慕其德操，特制“大德望曹”匾額，懸掛在曹家大門上，以昭后人。

疾惡如仇 拔除奸佞

明朝萬歷年間，秉筆太監魏忠賢掌管東廠，權傾朝野。一些官員寡廉鮮恥，曲意逢迎，拜其門下，充當干兒義孫。御史曹于汴冷眼相看，嗤之以鼻。一日，魏忠賢找到曹于汴替一個干兒子說情，被他嚴詞拒絕：“太祖皇帝遺訓：內臣不得干預朝政，干預者斬！”

天啟七年（1627）八月，天啟帝駕崩，其弟朱由檢繼位，改年號為崇禎。為重振朝綱，崇禎帝召用一批敢于直言進諫、懲惡揚善的老臣還朝。已近古稀之年的曹于汴也被召回京擔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整頓憲綱。

一到任，他便疏劾魏忠賢十大罪狀。接著，他又領崇禎帝之命，與其他治理此案的大臣一起察情據證，晝夜審理，擬定魏忠賢逆黨案，徹底拔除魏氏黨羽。崇禎二年，“欽定逆案”頒示天下，首犯魏忠賢自縊而亡，其余黨261人，上有內閣大臣，下有郡縣官吏，或處死，或遣戍，或終于禁錮。至此，朝廷內外魏忠賢的朋黨爪牙，基本歸盡，朝廷風氣為之一振。

清白如水 廉潔從政

曹于汴幼年喪父，母親治家勤苦，每日督促他讀書上進。萬歷二十年（1592），曹于汴中三甲進士，去往淮安府任推官。臨行前，母親告誡曹于汴，為官要清正廉潔，莫貪莫占，多為民造福。曹于汴也向母親發誓道：“兒此去做官，誓不昧天理良心！”

在淮安七年，曹于汴審冤獄，除蠹吏，興教化，為官清廉，被百姓稱為“曹青天”。他以卓異（京察最優秀的官員）升任吏科給事中，離任時隨身行李只有一箱書和一包衣服。一路之上，曹于汴便服騎驢，過州不驚，過縣不擾，公館不住，只挑便宜的客店歇息。途經安邑老家拜見母親時，前來看望的朋友見他家徒四壁，一家人圍坐食粥，紛紛解囊資助，卻被其謝絕。

萬歷三十八年（1600），曹母病故，曹于汴丁憂回鄉，因素有清名，萬歷皇帝賜他五百兩銀子，讓他安葬母親。安邑大小官員及眾多鄉紳聞訊趕來吊唁，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曹于汴深居簡出，堅決不收禮，不待客。葬母之后，他將皇帝賞賜葬母之銀的余錢全部用出，在自家祠堂里創辦了宏運書院。

興學教化 致天下之治

明朝中葉的淮安，教化不興，風俗日薄。曹于汴在淮安為官期間，對此深感痛心。他常常步行到郊野或市井學館，救濟窮困學生，鼓勵學生苦讀，還動員鄉紳官吏集資修建了“志道書院”，親自制定了學生守則《作士八約》。

致仕回鄉后，曹于汴回到宏運書院以給學生授課為生，直到身患重病，仍給學生授最后一課。河東文風漸起，士風漸端，名士儒生層出不窮，人們認為，這正是曹于汴孜孜不倦、苦心教化的結果。

崇禎七年（1634）正月十九，曹于汴正襟危坐而逝。孤燈煢煢，猶然在案，周身之具，床頭惟綈袍一件，布被一床而已。

除《明史》記載曹于汴惟甘淡薄、廉潔為官的事跡外，淮安民間還流傳著不少他為民請命、捕盜破案的動人故事。而由蒲劇發端，秦腔、河北梆子、晉劇等劇種均保留的一本《走雪山》（亦名《南天門》《反大同》《廣華山》）傳統戲，演繹了曹于汴與專權弄位的魏忠賢展開不屈不撓斗爭的故事，至今仍上演于舞臺。

清正廉潔是我們黨一貫的政治立場，是中國共產黨人價值觀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是黨內政治文化的重要價值追求。黨的領導干部要帶頭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自覺向黨中央看齊，帶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帶頭踐行黨內政治文化，做到廉潔從政、廉潔用權、廉潔齊家，推動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

記者 南 遼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