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振民

明代著名理學家、廉吏薛瑄，一生的主要工作是執法，曾任監察御史、督學僉事、大理寺少卿、大理寺卿，并曾進入內閣，參與國務。而他所到之處均能廉潔奉公，懲治腐敗，甚至甘冒殺頭之險而與權奸斗爭，曾被譽為“光明俊偉的薛夫子”“鐵漢公”，歿后謚“文清”。其廉政思想有著豐富的內容，散見于他的《讀書錄》《讀書續錄》及部分詩作、其后學整理的《薛文清公從政名言》《薛文清公年譜》等。現對其廉政思想作以探討，以助益我們今天的廉政建設。

“世之廉者有三”

亷政作風在每個人身上表現的不同程度，必然標志著其不同的思想境界。這在客觀上就形成了高標準與低標準的區別。

薛瑄對此有個經典的說法：“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明節而不茍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明節而不茍取，狷介之事，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這就是薛瑄對廉者所分的一、二、三等。

薛瑄當然最推崇“見理明而不妄取”的一等廉者，即通曉天理而自然按其行事，不謀非正當利益的人。他把這叫作“廉而自忘其廉”。說這種廉者，人們都會“高其行而服其德”。其次就數“尚名節而不茍取者”，即看重自己的名譽和節操而不輕易隨便取利的人。這種人有克己節欲的自覺性，也算不錯的了。至于那些“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則是出于無奈、勉強而為，屬于“亷而不公者”，即不是出于公心，只好歸于最低的等次，亦即最低的要求。如連這個最起碼的守法保身的觀念都沒有，就根本劃不到廉者的范圍了。

薛瑄如此將廉者按自然、自覺、勉強分為三等，是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的，與今天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論述非常相似，“三等”與“三不”之間應該說存在一種淵源或者說是契合高度。

“節儉樸素，人之美德”

薛瑄認為樸實無華是一個人成為廉者的必要素質。

他曾明確說：“節儉樸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對于一些人貪好錦衣玉食的行為，他從來認為是走向沒落的表現。他說：“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睹其事者”。

薛瑄之所以能成為一位高尚的廉者，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很早就培養出淡泊寡欲的習慣。他二十歲時曾隨從在河南滎陽任教諭官的父親讀書，生活是比較優裕的，而他卻不羨膏腴之享，對一位朋友送他野蔬竟喜出望外，吟詩道，“書生咬得其根味，絕勝金盤薦紫駝”，覺得它比美味菜肴要好得多。這里固然有對友情的品味，然喜素厭奢之風也自然流露出來。他中進士后曾置宅于中州，后來屋漏而無力修補，便寫詩抒情，以杜甫草堂為秋風所破及有些高官也無錢建筑樓臺為例而自慰，說這屋倒也寬敞，不必求全責備。這種作風在他出仕后仍堅持不輟，在京師任監察御史時，曾買了一座簡陋的房屋，“僅容臥榻，苦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窗”，便以一廢車輪代之，并寫《車窗記》以寬心明志。

有著這樣的簡樸習慣，清廉作風的形成也就不為難事了。

“貪官能致亂”

對貪賄錢財的危害有充分的認識而堅決拒之，是薛瑄亷政思想的另一成因。

首先，他認識到貪賄錢財是一個影響社會穩定的政治問題。在參與平息苗民變亂中，他察知苗變的原因出在貪官身上，是他們的殘酷盤剝，逼出了苗民的造反作亂。于是發出了“貪官能致亂，選牧望天朝”的呼吁。牧者，州官之謂，故“選牧”即選擇州官。他急切盼望朝廷能選個勤政愛民的州官為民父母，取代那些禍國殃民的貪官污吏，以維持社會的安定。

其次，薛瑄認為取不義之財為子孫者，適可禍害子孫。他說：“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人不明諸此，往往于仕宦中冒昧理法，取不義之財以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遷之他日，則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高，亦將蕩然不能保也。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宋時呂蒙正、范文正公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于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為子孫計者，惑之甚也。”薛瑄這里講的富貴貧賤之命看似當批判的宿命論思想，但按其所舉呂、范例證，更是強調由人的主觀作為而孕育的客觀必然性。即，只要努力進取，事業自有成，自會獲得應有的待遇。

鑒于以上認識，他理所當然地會厭惡和棄絕貪賄錢財。

“事來即當揆之以義”

具有正氣肅然的風骨，公事公辦，不為私情所惑，也是薛瑄所倡導的廉者要件。

他在這方面有句名言：“事來不問大小，即當揆之以義。”不合義者即不為。依此，他謝絕了權閹王振為拉攏他歸附于王門的三次送禮，拒絕了有些高官讓他到王府稱謝提攜之恩的建議，說是“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耶？”他甚至主張為了堅持正義，可以舍出生命，他說：“君子以義是守，命有所不恤也。”王振及其死黨助奸作惡，強捕民婦賀氏欲判死罪，薛細察其冤，催促重審平反，竟被誣為“是古非今，妄辯已成大獄”，定罪欲斬。薛瑄則鐵骨錚錚，毅然道：“為民辯冤，死何憾焉！”他還說：“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為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尤其是他的“處事不可使人知恩”之語，更是振聾發聵，而他尤能踐之于自己的行動。當他奏請皇上派將士為五溪山民除掉虎害而受將吏稱賀時，能傾力戒之，說這是皇上之恩，非自己之勞，“將吏之賀可休也”。這種有恩于人而不思其報、有功于朝而不圖其賞的精神，確屬難能可貴。

“為政以愛民為本”

薛瑄的上述廉政主張和素質，有著深厚的思想淵源，最主要的是其濃厚的愛民觀念。

薛瑄認為人民的利益是國家的根本，說：“財出于民，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故他主張“為政以愛民為本”，“所謂王道者真實愛民如子”。他感觸很深地自警而又警人：“視民如傷，當銘諸心。”傷指創傷，意即對老百姓的痛苦要心疼得如自己身上有了傷口，這一點要千萬牢記。他自己平日就是這樣，總 “不欲妄笞一人”，偶爾“妄笞人，或終日不樂，或連日不樂”。由于對人民群眾有深厚的骨肉之情，他提倡“養民生”，認為凡“居官者當使有惠及于人”。他憐念受苦的窮人，常為自己在風雪寒夜蓋著溫暖的繡被，而對深夜未歸的砍柴人未能分些余暖而慚愧。這種仁人之心，使他自然力行清廉之政，反對浮華貪污、橫征暴斂等損害人民利益、加重人民負擔的行為。他指出“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力窮”。對“從仕者養己”，即今日所謂以權謀私者，他斥為“祿仕之病”。尤其對“假官威剝民以自奉者”，“假官柄以濟貪欲者”，更表示了應有的憤恨，指責他們“不知是何心肝”！

這一切一切都告訴我們，深沉的愛民觀念，是薛瑄亷政主張和素質的基本成因。

“已矣無與言”

薛瑄從仁心愛民觀念出發，而堅持了艱苦樸素、清白自守及秉公從政的一面，在封建時代的官員中誠屬鳳毛麟角。而另一面，他畢竟是一位著名的理學家，其核心意識是維護封建正統思想“三綱五常”。他說：“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也。”這里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即“仁義禮智信”。這“五常”，在新時代我們可以賦予新內容新詮釋；其“三綱”，則完全屬于腐朽思想了。而當年的薛瑄卻被這個“三綱”尤其是“君為臣綱”束縛著，使他的廉政之舉始終設定于以封建帝王為代表的統治階級允許的范圍以內，從而決定了他的廉政斗爭的不徹底性。他與權閹王振一伙的斗爭歸于失敗被皇上削職之后的那種“報國不自籌”“倦鳥已安巢”的灰心，上京諫免苗民賦稅未獲準許時的“君子慮兢危，小人尚欺誕；已矣無與言，歸去耕吾畔”的退志，以及終于抱著“道德愈難期往哲，事功無復望時賢”的絕望情緒而辭官歸田的結局，都是這種不徹底性的注腳。這里，我們明顯地看出了理學觀念體現在著名廉吏薛瑄身上的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性。

當然，我們并不苛求于這位先賢，只是對其思想和作為予以客觀的認識。

通過對薛瑄亷政思想的研究，我們深深體會到，在君主專制的時代，在人民的主人公地位得不到承認的時代，廉政固然只是一種有限度的美德，但像薛瑄這樣的廉潔所表現的一系列真善美的品質，卻仍然有著自己寶貴的價值。歷史已經發展到今天的社會主義時代，發展到人民當家做主、國家職員都是人民公仆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而且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我們應將薛瑄廉政思想中那些積極因素，賦予新的精神而予以發揚光大。這是歷史的啟迪，也是歷史的結論。